1954年，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內容豐富，結構清晰，語言簡練，廣受歡迎，至今累計發行40多萬冊，國外還先后出版了日、俄、波蘭文幾種譯本。

　　1959年，繼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之后，尚鉞、孫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也成為史學界、經濟學界和文學界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
　　
    批判尚鉞，原因就在于他認為中國的奴隸社會從魏晉時期才過渡到封建社會（這就是所謂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當時主要有三派：一是范文瀾、翦伯贊等的西周封建論，二是郭沫若等的戰國封建論，三是尚鉞的魏晉封建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有一句說，中國的封建制度“從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尚鉞的觀點與毛澤東的上述說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報》、《歷史研究》等中央級的報刊都發表了包括一些歷史學權威在內的大量批評文章，把尚鉞的學術觀點說成是“托派觀點”、“修正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等；認為他“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不準他講課，不準他發表文章。黨內醞釀黨籍處分，北京市委的個別人，試圖將他全家下放農村，由于許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于更大的災難。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這次不只是學術思想上的批判，而且是肉體上的折磨，罰繁重勞役，蹲牛棚……

　　雖然毛澤東采納了翦伯贊、范文瀾的西周封建論，翦、范二人也曾對尚鉞進行過批評，但他們在文革中仍難逃厄運。文革開始不久，翦伯贊就被北京大學的造反派批斗一百多次，拳打腳踢。翦伯贊和他的夫人戴淑婉二人不堪凌辱，于1968年12月18日服毒自盡，以死抗爭。

　　范文瀾的遭遇比翦伯贊好些，但因長期頭上頂著“反動學術權威”的沉重帽子，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在翦伯贊自殺后八個多月，即1969年7月29日就去世了。

　　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勉強可以和毛澤東的“周秦以來”論掛鉤，郭沫若在文革中委曲求全，所以雖然屢受凌辱，但他本人仍勉強活了下來，不過他的兩個愛子郭世英、郭民英都悲慘地死于非命。

　　吳晗，是尚鉞在抗戰后期在昆明的愛國民主運動中的同一戰壕的戰友，又是史學界的同行，卻被當作文革的祭旗犧牲品，被迫害致死。

　　史學界的這些同行一個個被摧殘，對尚鉞是沉重的打擊，他自己的命運也十分悲慘。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和兒子尚嘉齊分別自殺。這是尚鉞第二次喪妻失子。

　　尚鉞在文革中忍受著巨大的悲痛，但他對自己認為是正確的觀點堅持不變。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尚鉞復任中國歷史系主任。1981年恢復他1927年入黨的黨齡。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組織力量修訂《中國歷史綱要》和編寫《續篇》，他還籌劃改寫大型的《中國通史講義》。

　　他在最后一篇論文中寫道：“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應該能辨別歷史發展的方向，他所爭的不是一時之是非，而是萬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時的榮顯，而是客觀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這位為追求萬世之是非、追求客觀真理而奮斗一生的史學家、教育家，在受盡苦難之后去世了。作者:李凌【原標題：歷史學家尚鉞的悲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