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初期1939年間,由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領導的孩子劇團,根據周恩來副部長和郭廳長的指示,分成兩個隊共70多人,到川東、川南各縣巡回演出,我留在重慶的團部任秘書兼做重慶市的兒童工作。這一年的秋天,由于敵機經常轟炸重慶市區,我隨第三廳搬到市郊區金剛坡下的張家灣村。
在張家灣住的除我們團部三個人,還有三廳的中校科長圖書資料室主任尚鉞先生一家。尚先生年近40歲,學識淵博,平易近人,他送大兒子尚琪、女兒丁莉莉加入孩子劇團,他的愛人丁月秋女士也擔任孩劇一隊的助理員,所以我們非常熟悉,晚上常在一起聊天。
建國以后,尚鉞先生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我在《中國青年報》任副總編輯,同住在北京,來往就多了。我逐漸地知道,尚先生是個老革命家,不僅是一位有獨立見解的歷史學家,還是一位左聯時期的老作家。他在1928年出版的兩個短篇小說集《病》、《斧背》,均由魯迅先生編入狂飚叢書,列入第一、第二冊在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他還創作了《案》、《缺陷的生命》(均長篇小說)、《狗的問題》、《巨盜》(均中篇小說)等,也寫過不少文學評論,在文學界是個頗有影響的人物。
尚鉞先生1902年出生于河南羅山望族,幼年接受中國傳統教育,后入河南省立二中讀書。“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積極參加了抵制日貨的宣傳組織工作,是河南省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921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及英國文學系,聽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等課程,接受魯迅先生的指導,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尚鉞尋求革命道路時,李大釗鼓勵他到南方去。因為那里是革命的中心。1927年的春天,尚鉞滿懷激情地來到上海,準備迎接解放,參加革命隊伍。不料,蔣介石叛變革命,制造了“四一二”慘案。尚鉞跑到武漢去,汪精衛又背叛革命。他沒有灰心失望,輾轉來到開封,經汪后之同志介紹,在開封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開封市任支部書記,當過《猛攻》編委、豫南特委宣傳鼓動部長,年末回羅山家鄉,在羅山、光山等縣發動農民群眾,舉行革命暴動,開展游擊戰爭。1928年1月,尚鉞兩次被國民黨逮捕,押在杭州陸軍監獄。偵緝隊對尚鉞施以五次“老虎凳”的酷刑,他堅貞不屈,因而在獄中被難友譽為“五老虎”。魯迅先生對尚鉞被逮捕、遭受酷刑極為關注,遂請上海泰東書局經理趙南公出面,取保獄外就醫。
1929年尚鉞出獄后,逃出杭州,來到哈爾濱,經楚圖南同志與黨組織取得聯系,并通過楚圖南同志的關系,介紹他到吉林省會吉林市毓文中學,以教書作為公開職業,化名謝仲武,掩護他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毓文中學在吉林省是一個比較進步的學校,也是國民黨、蔣介石特務很注意的目標。這個時期,正是張學良接受了蔣介石的主張,“易幟”不久之后。蔣介石的特務組織的許多活動,已開始由沈陽向吉林滲透。有的教員被收買了。教務處的高某,訓育主任何某,體育主任馬某,都是該校的老教師,這時都成了國民黨員,并漸漸露出憎惡學生進步活動的言語和情緒,以多種方式破壞學生追求進步的活動,甚至將圖書館的進步書籍收藏起來,不準學生自由閱讀。他們還異口同聲地歧視占學生人數比重不小的朝鮮籍學生。
進步的學生們則在各班成立班會,出壁報,寫文章,組織演講會、辯論會,還訂閱許多進步報刊。
尚鉞同志初進毓文中學,已知道學生中間存在著進步組織和活動,只是不清楚是共產黨組織干的,還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發動的。他為了幫助黨、團組織推動工作,選擇了李大釗、魯迅、高爾基的一些文章和作品,讓學生閱讀討論,然后作一點啟蒙式的講解。
尚鉞同志穿著樸素、平易近人,從不擺老師的架子,態度和藹,無論漢族和朝鮮族的學生,都愛接近他。晚上,他的住室里常常擠滿了學生。
在這些學生中間,有一個一年級乙班的學生,他是朝鮮族,長著圓圓的臉,穩穩當當,說話不多,但用詞相當準確,他的名字叫金成柱,就是后來領導朝鮮人民解放祖國的金日成元帥。當時,他是一年級中新來的學生,常跟隨其他同學來找尚先生。每次來他總是說話最少的一個,尚鉞很注意他這個特點。他感覺出金成柱雖然只有十五六歲不大的年紀,卻在精神的深處隱藏著祖國淪亡慘重的傷痛。
在金日成元帥著的回憶錄《與世紀同行》(由朝鮮外文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第一部抗日革命共有三章,第三章吉林時代里共有十節,第二節就是《尚鉞先生》,有10頁、6600字,在24幅照片中,就有毓文中學的7張照片,一張尚鉞先生的照片,一張尚鉞先生手稿的復印件,可見金元帥對這段學習生活多么重視,對尚鉞先生多么尊敬。
這一節的開頭,金元帥講了毓文中學的環境,對該校的反動教員不滿后,聽說尚鉞先生在1928年2月來當新語文教師,他是北京大學英國文學專業畢業的,同學們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心情。他寫道:
正是在這樣的時候,新教員到任了,所以學生自然就精神十分緊張地等待著語文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