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勇(中國作協會員，小小說作家網特約評論家，以下簡稱陳)：魯迅棄醫從文，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面旗幟。你棄醫從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文學成就。你棄醫從文的動機與目的何在？

　　吳萬夫(1969年12月出生，中國作協會員，河南日報報業集團大河大圖文公司編輯室主任，以下簡稱吳)：關于棄醫從文這個話題，幾位采訪我的作家、評論家及記者朋友們均涉及過，因為道路選擇的相似性，他們很自然地拿我與魯迅先生作類比。說實話，每當他們提及這個問題，我都有些緊張，很汗顏。魯迅先生是一座豐碑，永遠是我敬仰的大師，拿我與魯迅相提并論，未免會讓我惶惶然(事實上我是沒資格的)。

　　你要問我棄醫從文的動機和目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從小所處的家庭環境非常艱難，兄弟姊妹多，母親十余歲時就雙目失明了，父親也長年有病，可謂債臺高筑，常常是吃了上頓愁下頓，苦不堪言。就是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和經歷，讓我從小就立下志愿，長大了要做一名作家，為我苦難的父老鄉親著書立說，寫出他們的喜怒哀樂。在這一點上，我倒是時常為自己選擇文學而自豪，因為我覺得，文學是表達我心靈的最好一種方式。

　　人生總是為理想而活著，就像鳥兒牽掛藍天選擇了飛翔。我從小的愿望是考上大學，當一名人民教師，站在三尺講臺上，為學生傳經布道，解惑授業，覺得做老師是最為神圣的。但因為家庭的原因，我又清醒地認識到，我即使能考上大學，貧窮的家庭也沒法供我上得起大學，我別無選擇。我開始之所以選擇醫學，純粹是出于一種人類最樸素、最本真的愿望，那就是為了生活，為了生存，為了學會一門可供吃飯的技術；但當我真正意識到手術刀只能解剖肉體，而無法游走在更多人的精神層面時，我毅然選擇了棄醫從文。關于這一點，我不想矯情地避諱，我確實是選擇了與魯迅一樣的路子，無論我的選擇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但我的愿望是真摯的。雖然我不可能取得大師那樣的皇皇成就，但我會向大師看齊，始終把他們作為我的人生坐標。至于結果如何，我不敢妄下斷言，但我會像每個人一樣，堅信一個道理：過程是美麗的。

　　陳：在寫作過程中，你是如何處理小與大、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歌頌與揭露之間關系的？

　　吳：你的這幾個問題，看似簡單，但要我一下子回答出來，還真有一些難度。如果就你的這些問題一一展開回答，就不是三言兩語的事情了，也不是在“訪談錄”里輕易就能解決得了的，因為這些問題是每位創作者都會面對的課題。如果讓我簡單地概括如何處理這些關系，我想作家首先要把握一個“度”字。打開詞典或是在百度搜索，對“度”的解釋多達十幾條：1. 計算長短的器具或單位；2. 事物所達到的境界；3. 哲學上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質的數量界限……

　　俗話說，“尺有所長，寸有所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也有自己的短處，如何處理好“長”與“短”的關系，說穿了還是離不開一個“度”字。一個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如何處理小與大、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歌頌與揭露之間的關系，“度”就成了一把檢驗你的藝術水準的標尺。關于描寫二戰的作品很多很多，但美國作家奧萊爾的《在柏林》，用了不足400字，就表達出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創傷，其震撼力和沖擊力絕不遜色于任何鴻篇巨制和殘酷的戰爭電影。同樣，一個宏大的題材，當你處理不當，或是缺少了藝術把握和駕馭的能力，寫出的東西少了“內核”，沒有多少實質內容，自然會被別人丟棄一邊的。如何處理“小與大”，也是對每位作家的智慧的考驗。

　　作家在創作中一定要遵循藝術規律，要明白生活的真實不等于藝術的真實。常常，我們會聽到某人對某部電影或小說指指點點道：“這個地方看起來就很虛假！”“這個地方一點兒也不真實！”……顯然，被人們指認為“虛假”和“不真實”的地方，就是因為作者閉門造車、胡編亂造，在創作中違背了藝術規律。有時候，生活中發生的某個事件或細節，屬于個例，帶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真實地發生和存在，但因為不具有普遍性，當我們不加藝術處理而直接照搬到作品中，難免會讓人質疑。

　　說到“歌頌與揭露”的問題，也值得每位作家深思與警醒。生活有真善美，自然就有假惡丑，這是生活規律，是兩種對立的哲學范疇。我們歌頌“陽光”，是為了讓人們更加積極向上；我們揭露“陰暗”，是為了讓人們更加珍愛生活。因此，大而無當的“歌頌”，有給人淪為“政治工具”之嫌；沒完沒了的“揭露”，難免令人產生消極頹廢情緒，這是一個民族不可取的。“歌頌與揭露”，應該是一種辯證關系，需要作家冷靜客觀地面對。

　　陳：你為何格外關注小人物的命運與生存狀態？你特殊的生活經歷，是否成為你寫作的精神財富與動力？

　　吳：如果把社會比喻成一座金字塔，那么小人物(又曰底層人物)則是構成整座塔的基座。歷史雖然是由勝利者寫的，但站在金字塔最底層的，仍然是無以數計的小人物。關注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態，表達他們的情感訴求，應該是每位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無論哪個國家的政黨或政要，都不會忽視這種來自民間的立場和聲音。表達對底層人物的關切，其實是關乎整個社會平穩、有序、健康、和諧地發展，也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最起碼的態度。由于我出身于農村，這多年又一直漂泊在城市，所以對底層人物一直有著難以割舍的情懷，自然對他們投過去更多溫情的目光。他們為我們的社會建設作出過巨大貢獻，付出了很多血汗，但勞動與報酬往往很難成正比，是社會保障系數最低的一群人，由于身份地位諸多原因，依然遭到來自方方面面的誤解甚至歧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關注他們的生存際遇，其實就是梳理我們社會不和諧的聲音。

　　高爾基說過，文學即人學。一名作家，只有經歷多了，才能對人、對社會乃至整個時代有了全新而深入的把握與理解。人，總是在不斷的經歷中，才能感知更多的人和事，才能由幼稚走向成熟。經歷，對一名作家來說，是取之不竭的礦藏，是創作的源泉。古人言，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只有你經歷多了才能長學問，只有你懂得了人情世故，才是寫好文章的關鍵。這些都是強調生活經歷的重要性。苦難的生活是每個人都不希望面對的，但對于一名作家而言，未必就是壞事。無論生活的逆境對我多么嚴酷，我從沒有頹廢沮喪過，我總是告誡自己說，這是上帝對我的磨礪，是饋贈給我的最好禮物。無論順境或逆境，我對生活始終懷著虔敬、感恩之心。由于特殊的生活經歷，在我的心中總是涌流一份別人無法體會的情感，想寫的東西很多，信手拈來，都會成為我的創作素材。因此，特殊的生活經歷對我而言，確實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與動力。

　　陳：《阿香》堪稱同類題材的佳作，作品的思想與傾向是“從場面與情節中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