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樺簡介

    原名陳佑華。１９３０年生于河南，屬于生于憂患的一代。１９４７年參軍，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二野、昆明軍區、西南軍區及總政治部從事宣傳、文化、教育和文學創作。１９８５年轉業到上海。１９８８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并在美國哈佛、哥倫比亞、明尼蘇達等二十余所大學做巡回演講。１９８６年以后應邀出訪過美、法、德、日、澳等十幾個國家。在創作上，幾乎嘗試過所有的文學形式：詩歌、小說、電影、戲劇、散文等，均有結集出版。

　　１８日晚，著名作家白樺應邀做客深圳中心書城“深圳晚８點”活動，并在此前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年屆８０歲，從文６５載，白樺生于憂患，歷經坎坷。他自稱經歷了新時期中國文學回歸的全過程，而自己一直在砧上承受鍛打。回顧漫長的文學生涯，白樺說自己最大的收獲是“讀者終于理解了我”。

　　談文藝批評：

　　應當旗幟鮮明，也許看法不對但應真誠

　　記者：在您的作品每一面世便引來爭議的上世紀８０年代，這種爭議至少還是一種全民對文學的關注，而新世紀以來，文學已被邊緣化，極少受到關注，您對此怎么看？

　　白樺：事實上，現在人們對作家的要求更高了，抗日戰爭時期舞臺劇很好寫，只要上臺喊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臺下便一片熱血沸騰，而如今一部劇要寫得又深刻又好看才能被接受，光有口號不行。現在大量作品是不好看的，浪費了很多文字。但是，文學邊緣化的情況下反倒可能出現好的作品，好作品不是在很容易點燃的時候出現的，就如不少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曾說過的：我每本書只要２０００個讀者就很滿足了。我們有些作家喜歡輕易成為擁有成千上萬讀者的作家。

　　記者：的確，時代在變化，就如您在一封寫給兒子的信中談到，現在的世界不知不覺滑入了“實際”的時代，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時代已過去了。

　　白樺：現在社會很多毛病有部分原因和理想的缺失、破滅有關，其實理想主義不一定完全是壞的東西，如果理想主義變成盲從，是壞事情，可是沒有理想主義就變成盲目了。

　　記者：您對當下的文藝批評又如何看？

　　白樺：不客氣地說，現在大部分批評文章都是用錢買來的或通過私人渠道請人寫的，這種文藝批評文章說作品壞也沒人注意，說作品好也沒人注意。真正的文藝批評應當旗幟鮮明、真誠，也許你看法不對但你應該真誠，表達的是自己真實的認識。

　　談文學生涯：

　　有收獲有遺憾，沒能寫出生活的復雜性深刻性

　　記者：今年您已是８０高壽，您的創作生涯也長達６５年，在這漫長的文學之路上，您有哪些收獲和遺憾？

　　白樺：我的文學生涯給我帶來的最大收獲主要有兩點，一是讓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是什么，二是讀者終于理解了我。

　　說到遺憾，今天回顧起來，是當我意識到很多問題時已經比較晚了，例如“文學到底是什么？”我最初的文學生活也自動從屬于那個時代的要求。早年的散文、詩歌都比較表面化，沒有認真地把筆觸轉向人們的內心、人性的本來面目。回顧起來過去的作品很幼稚，接觸生活很淺。例如我在１９５１年創作的《山間鈴響馬幫來》，１９５４年拍成了電影。我當時寫的和生活比較起來是失真的，把消極面掩蓋了起來。作為邊防軍人體驗的更為復雜些，在執行重大任務時也有偏差，但我寫時不敢觸及，否則人性可表現得淋漓盡致。如蘇聯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把國內戰爭寫得很復雜，敢揭示人性陰暗的一面。但我寫得很平面，生活是多維的，不是平面的。生活本來就是深刻的，不需要拔高，那時我觀察生活沒有站在很高的歷史的角度，而是進行了平面化的處理，沒有把生活的復雜性、深刻性寫出來，我感到遺憾。當我認識到這點時，精力最充沛的時候已過去了，希望年輕作家不要重復我們這代作家的道路。

　　記者：說到年輕作家，您是如何評價新生代作家的呢？

　　白樺：他們當中有很好的，比如說韓寒，雖然他還沒寫出很好的作品，但我欣賞他的銳利，我經常上網看看他發表的觀點，我上網有十幾年了，用過了５臺電腦。但是我發現，現在有部分年輕作家還在重復我們這代人的路子，沒吸取我們的教訓。文學要有突破，不是由別人告訴你該走什么路子，要“主觀突破，客觀認同”，自己要主動尋求文學的突破，而這種突破最后能得到認同，不然的話就永遠在框框里跟著別人走。現在的文學環境比我們那時要好得多，那時我們突破了，未必能得到承認，或敢于認同。現在已經有了突破被認同的可能，新生代作家要珍惜現在的文學環境。

　　記者：能談談您當年尋求文學突破的情況嗎？

　　白樺：我的突破最明顯的階段是新時期文學時期，我認識到很多問題，比如寫戰爭時該怎么對待戰爭，我寫《今夜星光燦爛》時感到應該寫點人性的東西、寫人的心靈。我寫了年輕的士兵為締造一個新的國家、為他們的理想付出生命的代價，寫他們真誠的心靈，也包括一些傷感，這種對未來結局的傷感僅寫了一種詩意的氛圍。但這部作品出來后被認為宣揚人道主義、把戰爭寫得殘酷、付出犧牲，而當年許多有理想的年輕人犧牲掉是歷史的存在。

　　記者：你想過放棄文學嗎？

　　白樺：我沒想過，我跟兒子曾有過一段對話，他說：“您能換一種方式來生活嗎？”我說“不能。”社會就是在堅持中發展的，沒有堅持，文學不可能打動人心，它會平庸，沒有思想的光芒。現在很多作品沒有思想，其實生活是很深刻的。我希望我們一起來突破，這些年來文學環境比過去好很多，文學突破的可能性也更大些。

　　談胞兄葉楠：

　　文學主張開始差別很大，但最終走到了一起

　　記者：您和您的孿生兄弟葉楠先生被譽為“中國文壇兩棵長得一樣的樹”，您覺得你們兄弟的文學創作主張一致嗎？

　　白樺：不一樣，葉楠的文學主張在開始和后來也不一樣。葉楠是比較謹慎的人，開始他認為文學不必要深入地干涉生活，采取盡量回避的態度，我的看法則相反。開始我們的差別很大，有段時間我和他的來往很少，在他得癌癥后的最后兩年，我們走到一起了，在他快去世時我們的文學主張和觀點已經很接近。我的文學主張是：生活是什么樣，我們至少要把它還原，然后才能達到有深刻的認識。

　　記者：您和葉楠先生之間有過合作嗎？

　　白樺：只有一次合作，就是他編劇的電影《巴山夜雨》的插曲《但愿人生常聚少離分》是我作詞。

　　記者：您兩兄弟都選擇了一種樹作為筆名，是商量過的還是巧合？

　　白樺：葉楠原名陳佐華，我原名陳佑華，他是哥哥。我們的筆名沒有商量過，當時我們各自參軍，在兩個戰場，沒有在一起。當年參軍我先走，那是１９４７年，我１７歲，他問我將來要干什么，我說要寫詩，他又問我會起什么名，我就臨時起了個白樺的筆名。之所以起這個名，是因為當時地下流傳了很多蘇聯歌曲，我受這些歌曲的影響很大，其中有一首《田野白樺靜悄悄》，那是一種生活在高寒山區的樹，它的形象很高潔。從此在部隊里我就用這個名字至今，沒再用過原名。１９５９年，葉楠創作了他的首部文學作品、電影文學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