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沒見了，大隱于市的老作家白樺明顯消瘦，臉色也黑了些，精神卻相當地好，上下樓梯時，謝絕了記者趨前扶一把的表示。他要了一杯咖啡，幾乎一飲而盡。冬日的陽光穿過玻璃天棚瀉在上海音樂學院一家俱樂部大廳內，老人笑容燦爛，神情放松。這一次，話題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老歌。

    “那些老歌”，他指的是由老朋友陳鋼策劃推出的兩張CD，內容為“歌仙”陳歌辛的“陳記”經典情歌，“那時我都會唱。后來參加革命了，聽到同學還在哼，就有點反感。如今垂垂老矣，想起戰爭年代，覺得這些情歌或者有那么一點意思的民歌如果唱唱，倒可以紓解硝煙彌漫時的緊張情緒。但是在1945年以后，它們被當作靡靡之音了，誰還敢唱？此后幾十年里，我們被要求只許革命，不許生活，因為生活不可避免要發生愛情。那時我們把一切都交給組織，交給革命了，許多青年人的文藝才華都荒廢了。”

　　上世紀５０年代，蘇聯一個軍事代表團訪華，到了白樺所在的武漢軍區，蘇聯軍官問起中國軍隊里哪首歌影響最大，中方回答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并齊聲唱給客人聽。對方聽了一臉困惑，他們想不到紅軍時期就形成的軍規居然能譜成歌曲，一唱就是幾十年。而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戰士在冰天雪地的戰壕里，情歌并不“沉默”。《喀秋莎》就是一首情歌，后來還用來命名一種威力強大的火箭炮。

　　“幾十年來，軍規與愛情就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白樺表情沉痛地憶起一位戰友，他叫高如星，1929年出生在晉西北的興縣，那是一個種地用镢掏、不長莊稼光長草的窮地方。高如星是一個羊倌，放羊的時候就學唱晉陜地區的民歌，同一首歌詞幾種不同的音調、幾種不同的唱法他都熟悉。14歲那年他參加了一二○師的“戰斗劇社”，搞起了樂隊演奏。1950年“戰斗劇社”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要組織一個慰問團代表賀龍司令員、鄧小平政委去慰問奮戰在康藏的筑路大軍。白樺與高如星一起去了，并和戰友孟貴彬合寫了一首歌，名叫《藏胞歌唱解放軍》，在筑路部隊演出之后，很快在全國傳開，又在1951年全軍文藝會演中獲獎。這是高如星的處女作，那年他才21歲。

　　1953年，總政歌舞團以解放軍歌舞團名義出訪蘇聯和東歐各國，高如星在出訪途中拼命學俄語，很快就能與蘇聯人交流了。《喀秋莎》、《山楂樹》、《遙遠……遙遠》、《伏爾加船夫曲》等名歌，還有柴科夫斯基、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等大師的交響樂讓高如星非常震驚，他的零用錢全部買了蘇聯唱片。回國后他全身心地學習俄文，反復聽唱片，連穿衣服也學蘇聯人的樣子，還經常和一些蘇聯留學生聚會。中蘇交惡后他受到了懷疑，以至留黨察看，調離八一電影制片廠，到武漢軍區文工團搞創作。

　　“高如星在那個時候寫了《柳堡的故事》、《江山多嬌》、《回民支隊》、《野火春風斗古城》等20多部電影音樂。《九九艷陽天》是他24歲時為《柳堡的故事》寫的插曲，這部電影寫出了愛情與軍規的矛盾，所以遭到了批判。６０年代初，政治氣候有所回暖，本子就拍成了電影，但在“文革”前夜又遭到批判。這部電影與《北國江南》一起成了政治氣候的風向標。其實我們一下連隊，戰士們都圍著高如星唱他譜曲的歌，老百姓也會唱。”白樺說，“當時很多人提出要開除高如星，還是羅瑞卿總長保了他，但‘文革’一來，他被打成蘇修特務，被強逼交待寫《九九艷陽天》這首靡靡之音的罪惡目的。后來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斷，插進肺里面引起感染，再后來創傷部位發生癌變，等發現時已到了晚期。病中的高如星去醫院看病，也必須戴著手銬，他不肯受辱，病也不看了。臨終前三天，他讓妻子王云霞攙扶著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館，照了一張夫妻合影。死者要火化了，有些人還不準家屬給他穿軍裝。我們看不過去了，怒斥那些小人：是你們讓他穿上軍裝的，為什么今天又不許他穿！他侄女送他去火葬場，邊推車邊唱著他作曲的歌。”

　　說到這里，老作家有些哽咽。“《九九艷陽天》在當時就是流行歌曲，現在還是有生命力的，現在歌廳里還有這首歌，但唱的人有誰還知道曲作者呢？”

　　“文革”結束后，高如星得到了昭雪，白樺寫了一篇文章紀念戰友，這篇文章還收入新近出版的《白樺隨筆集》里。

　　今天的年輕人一定想不到，在荒謬的年代，抒發人類純真的、健康的情感居然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其實，一首好的歌曲可以讓人的感情變得豐富而細膩，也可讓后人了解一個歷史時期的生活與風尚。我們就是通過蘇聯歌曲了解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感情與理想的，并汲取追求美的力量。歌曲有時候比其他文藝樣式更具想象空間，更能直接抒發個人情感。”老作家話鋒一轉回到上海三四十年代的老歌，“上海這座城市最大的特點有兩點，一是敞開大門吸納全世界的優秀文化，與本土文化交融后形成自己的東西，這些老歌就沒有離開本土文化，至今散發著泥土的芬芳，成了城市的靈魂。過去許多外省人沒來過上海，但通過這些歌曲，就知道上海是怎樣一座城市了。上海人如何生活，在追求什么，感情如何表達，大致有個了解。金嗓子周璇唱過一首歌，其中有‘糞車是我們的報曉雞，多少市聲由它起’。聽聽，糞車——報曉雞，兩個毫不相干的意象連在一起了。糞車是今天的歌曲不屑于表現的污穢之物，但經周璇一唱，誰也不覺得骯臟，上海人市民的生活就是這樣啊，親切，貼切，這就是上海人的氣度。二是，上海這座城市非常寬容，會給年輕人很多機會。趙丹也跟我說起過，當時他們真是窮光蛋，但他們為什么要聚集在上海呢？就因為上海給了他們展現才華的機會。上海為什么在３０年代突然繁華起來？也因為寬容，因為給了年輕人機會。比如聶耳，當時大家都叫他耳朵，他沒有拜見過一位大師，死時也很年輕，卻成了大師，就因為他像海綿一樣吸收外來文化。趙丹還跟我說了，當時他們來到上海，可以躺在外灘的大飯店門口大叫大喊的，他們確實是窮光蛋。但他們很清楚，這個世界終究是屬于他們的。”作者：沈嘉祿【原標題：老作家白樺談老歌：抒情不應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