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先生說：“所謂無為，即統治者不干涉或盡量少干涉人民的生活。”國愈大，政令愈不宜輕舉妄動，因為實際情況時常比政令設計要復雜得多，折騰歷來是治政之大忌。

　　1983年，被稱為“偉大的傳播者”的美國前總統里根，在“國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來表達自己的執政理念。1984年里根在訪問復旦大學所作演講中，又表達了“天道”思想。“治大國若烹小鮮”是《老子》六十章中話，是老子思想的精髓之一。西漢河上公注：“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大致意思是，治理大國猶如煎小魚那樣如果翻來覆去，極易碎爛；你不多動它、不折騰它，魚才能熟而保持完整。

　　哲人之間有相通處。公元前老子“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與兩千多年后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哈耶克尊重“自然秩序”的思想，頗有靈犀相通處。人們甚至認為，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自然秩序”的思想源自老子，老子思想孕育了現代經濟學精神。

　　萊布尼茨、黑格爾、海德格爾等德國哲學家亦深受老子影響，德國思想界每年都舉行老子思想研討會。可是西方社會引為瑰寶的“無為”學說和理念，在它的本土要真正被接受，倒是有些困難的。今天談無為而治，很多人會感到奇怪，覺得很過時，很匪夷所思。

　　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無為而治”創造過燦爛的時代。如漢唐，大體上是無為而治、國力大盛的時代。西漢文景時期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漢書 食貨志》）。貞觀時，唐太宗秉持“自然安靜”（《貞觀政要 君道第一》），到了貞觀八九年，國力大增。百姓安居樂業，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天下欣榮。杜甫后來描述開元盛世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而大凡事功觀念日盛的時代，折騰一波接一波，神州何事不折騰。

　　“無為而治”不是宅在家不做事，不是曬太陽、喝茶打麻將。張岱年先生說：“所謂無為，即統治者不干涉或盡量少干涉人民的生活。”

　　老子主張“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倡導恢復原始社會淳樸的“慈孝”“忠信”等，反對暴力、重稅和濫政。《莊子 外篇 天地》中解釋說：“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老子》中有段話，或許最準確地表達了老子心目中“無為”而高超的統治者：“太上，不知有之（也有作“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意思是：最高妙的統治者，百姓甚至不感到他存在；次一等統治者，百姓對他親近和崇敬；再次等的統治者，以威權臨天下，人民畏懼他；最差勁的統治者，百姓根本瞧不起，因他濫發政令，不足信任。所以好的統治者悠閑無為、慎言謹令。在社會實現一定目標后，百姓們會說：“這是我們自己這樣做的”。

　　就像中國人過春節、過中秋，天下安祥，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又有誰刻意“為”之，又有誰發文件了？民間自有千年習俗形成的“自然秩序”，它繽紛而多彩。

　　儒家主張“德治”，法家主張“法治”，老子認為這兩種都不如“無為而治”。實行“法治”，以嚴刑峻法鎮壓人民，人民逃避畏懼，危害很大。而于“德治”，老百姓雖能親近甚至稱頌統治者，但老子認為它是多事的征兆了。在老子看來，好的政治莫過于“貴言”，即不濫發政令，不折騰民眾。這種“太上不知有之”的統治者，就是老子心目中“無為而治”的統治者了。

　　“無為”思想在過去，被認為是“厭世哲學”。我們很少去體察其中的精微之處。梁任公先生曾說：“常人多說老子是厭世哲學，我讀了一部《老子》，就沒有看見一句厭世的語。他若是厭世，也不必著述這五千言了。老子是一位最熱心腸的人；說他厭世的，只看見"無為"兩個字，把底下"無不為"三個字讀漏了。”

　　我還想說的是，其實“無為而治”并不只是老子之說、道家之義，也為其他各家所吸納弘揚。比如《論語 衛靈公》記載：“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認為：能無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端正地坐在朝廷的王位上罷了。

　　今年3月19日，習近平在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時說，治國理政“要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自覺，要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態度”。“治大國若烹小鮮”其實是一種重要的歷史經驗，也是一種高超的政治藝術。國愈大，政令愈不宜輕舉妄動，因為實際情況時常比政令設計要復雜得多，折騰歷來是治政之大忌。“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而“自化”。以“無為”之道臨治天下，反而可以無為達有為，無為而無不為，趨利避害，實現民眾的福祉。

　　“無為”就似一碧如洗的晴空，湛藍藍的，沒有亂云飛渡，沒有多余的東西。作者：秦德君【原標題：“無為而治”與“自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