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之年的敘事》,接到海燕從鄭州寄來的這本新著,也是她的第一本著作,我先是一喜:海燕終于出書了,而且書印得如此清新質(zhì)樸、典雅大方;繼之便是一惑:“理智之年”,說的是當下這個時代,還是作者的年歲?
新世紀最初的幾年,地球人類眼巴巴盼來的這個時代,似乎談不上“理智”。且不說恐怖主義分子將炸彈捆在身上到處跑著炸人,美國總統(tǒng)布什任由地球氣候急劇變暖硬是拒絕在京都協(xié)議書上簽字;看看國內(nèi),一路瘋漲的房價、一再膨脹的高校、一夜躥紅的學術明星、一味追求快樂的后現(xiàn)代主義,似乎也說不上是“理智”的東西。那么,剩下的該是海燕自己的“理智”了,“四十而不惑”,海燕也確實到了“理智之年”了。
如若真的可以這樣理解,也不妙。你想,一個理智的人遭遇一個不理智的年頭,偏偏又不肯隨波逐流、因勢利導,就是不以屈原為榜樣自沉汨羅,那處境也就一定很有些暗淡,甚至艱難了。
然而,海燕的日子過得依舊安然、怡然。有時通信,有時遇見,依然細聲細語、笑容滿面、不溫不火、不緊不慢。我曾勸她,也讀個博士吧,眼下時興這個。她開始有些動心,不久就又說不想費那個神了;有段時間聽說她的工作要動一動,等到我問她的時候,她又說,唉,麻煩。于是,她就一直待在中州大學學報編輯的位置上,一待就是15年。
就在這本書里,海燕說15年里自己寫下了大約30萬字的文章,頗有些自慰自足。以當下的行情,這個數(shù)字實在算不上高產(chǎn)。比起大學科研統(tǒng)計表格上通常顯示年產(chǎn)10萬、20萬的數(shù)據(jù),海燕的這一產(chǎn)量幾乎顯得有些“寒酸”了。以往,我也不止一次地站在“導師”的立場上說過她太懶散,雖然,我自己同時在報端一再抨擊那種單一追逐量化管理的學術高產(chǎn)。我曾說過,如果僅僅從數(shù)量去評估,劉勰單憑他的一部《文心雕龍》,想評上教授,也難。而那些一本接一本呈報上來的“論著”、“專著”,誰都知道不過是評職稱、報項目、爭取學位點的敲門磚,出手快,消失得也快。海燕的這本書,卻前后書寫了15年。至于書的質(zhì)量與品位,已經(jīng)不須我來贅述,著名的當代文學研究專家孫玉石教授是這樣評價的:“在這些‘溫潤的思的葉片’里,作者的靈性筆觸和對作品的把握超越了一般程式化的批評,能于灑脫而富有才氣的文字中,透露出自己藝術感受的獨到和傳達風格的優(yōu)美。于印象感悟中蘊藉雋永的哲思,如文學散文隨筆一樣,充滿了靈動、灑脫與惠敏。”
看過海燕的這本書之后,我有些后悔,后悔不該責備她懶散。因為這顯然不是懶散,而是散淡,是作為治學者的一種難得的氣定神閑、寧靜淡泊。正因為有了這種寧靜,才有了這些洞幽燭微、求深覓遠的文字;正因為有了這種淡泊,她才能在熙熙人海、千丈紅塵中守護自己個性的獨立、心態(tài)的自由。所謂“理智之年”,那“理”中原本就包孕著“性”,那“智”中原本就蘊含著“情”,是理智,也是性情,本源于性情的理智才是大智慧,而有別于文壇的迎風造勢、搭臺唱戲,也不同于學界的加減乘除、登樓攀梯。在我看來,海燕在這本書中悉心品評并引為同道的那些中外作家,如托爾斯泰、博爾赫斯、川端康成、莎樂美、杜拉斯、里爾克、黑塞、毛姆以及李銳、李佩甫等,都是有真性情、大智慧的人。也許,正是這種文學閱讀導引著海燕,讓她在紅塵濁世里游憩,恣情率性地生活。她在這本書中也曾于無意中發(fā)現(xiàn):“被閱讀所淘洗的身心和很多現(xiàn)實不合作,它帶著我的情緒、甚至我的命運向前去,理智已無法控制它。它要過一種最接近自己性情的生活……”
我知道,海燕當然是擁有這種慧根的。
大約20年前,我還在鄭州大學教書,并開始招收文藝學碩士研究生。一位考生給我寫來一封長信,談她對文學、對人生的看法,語意縝密,見解獨到,我并沒有注意她的出身(指畢業(yè)的學校)與學歷,便有意錄取她。她就是劉海燕。吹一下牛,我也算是一個有“慧眼”的導師。不過,這也和那一時期研究生的招生制度有關。那時外語分數(shù)屬參考成績,專業(yè)考試基本上是導師說了算,指導研究生的方式類似于“師傅帶徒弟”。事實說明,這樣走出來的學生還真行,幾乎一個個都行。如今,研究生的招生制度似乎越來越嚴謹、越來越規(guī)范了,“碩士”、“博士”的現(xiàn)代生產(chǎn)流水線取代了當年的“手工作坊”,可是產(chǎn)品的質(zhì)量反而跌落。文學教育是性靈教育,畢竟有它的特殊性。
這里,請容許我扯開主題說一點“閑篇”。
山東大學研究生院的譚好哲院長,同時也是文藝學教授、著名文藝理論家,他曾經(jīng)對我說過:有一個現(xiàn)象很奇特,你們鄭州大學畢業(yè)的有一撥人,沒有高貴的出身,沒有驕人的學位,甚至不少人還出生在貧窮的豫東平原,然而卻能夠在國內(nèi)文藝理論界、文學評論界嶄露頭角,顯示出自己獨立的學術品格,并得到文壇的認可。如:耿占春、艾云、張寧、劉成紀、張清民……關于這個問題,可以有多方面的解答,我隱約感到,“于性情之中,做理智文章”,應該是一個共同的特點。
一如孫玉石先生對劉海燕的評價:“劉海燕的評論文字其智性、知性、理性似乎都淹沒于感性、悟性和靈性之中了”。海燕的這本《理智之年的敘事》,對于譚好哲先生贊譽的“鄭州大學文藝學團隊”來說,便是一個鮮明的例證。(《理智之年的敘事》,“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6年卷,劉海燕著,2007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魯樞元【原標題:劉海燕的“理智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