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小說比作景觀，讀者身臨其境便會有不同的感受，或一覽無余，或重巒疊嶂。后者對創作和閱讀的要求更高，作家能否呈現世界的復雜，讀者又能否發現一草一木的秘密？如今，趨易避難逐漸成為潮流，人們開始懷念有難度的小說，恰如對訂制手工藝品的向往。“難”并不帶有故弄玄虛的意味，它體現了小說家面對世界和文學的姿態。今天，許多中國作家仍然在堅持“有難度的寫作”，在6月24日于鄭州舉行的李洱作品系列首發式暨研討會上，許多人都看到了作家在這方面的努力。這套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李洱作品集共8卷，包括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中篇小說集《午后的詩學》《導師死了》《鬼子進村》、短篇小說集《兒女情長》《喑啞的聲音》以及隨筆集《問答錄》。

　　“有難度的小說寫作”是與會者最集中的觀點，李洱的創作既不是單純的形式操練，也不是對日常經驗的絕對依附。上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的興起給當時的中國小說帶來了寫法上的“革命”，李洱汲取了這些營養，并以其創作實踐對“小說是什么”作出回答。評論家陳福民認為，他在先鋒的形式實驗和小說故事性之間實現了平衡，既保持了高雅的文學品位，又在技術之外注入了現實，因此改變了先鋒文學的不及物狀態，他的藝術經驗是日常的又是詩學的。“文學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李洱的作品在‘意味’和‘形式’上都有所突破”。評論家白燁談到，李洱的作品常常對讀者構成挑戰，歷史與現實、鄉村與城市、內容與形式都實現了較好的融合，《花腔》等體現了“收著寫”的特點，因此故事精密、感覺精到、語言精致、人物精細。

　　李洱的小說往往密度極大，他憑借對現實和人性的洞察對周遭的一切進行解剖，并在文本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他的智慧。作家李佩甫、墨白認為，漢語文本如此豐富，當代作家該怎樣突破，這困擾了很多作家，尤其當年許多人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在文本上存在局限。李洱做出了大膽的嘗試，其文本的機智和幽默使小說具有豐富的內涵。

　　北京大學教授黃燎宇用“耍花腔”來界定李洱的風格，認為小說的戲仿和反諷令人印象深刻。他說，李洱的小說既蘊涵了豐富的信息、深刻的思想，又避免了知識分子寫作眼界狹窄、不接地氣的弱點。他戲仿、消解了歷史上的許多事件以及人們熟悉的語言，小說因此具有了知性又鮮活的語言風格。談及語言，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曹元勇覺得，李洱的小說是有聲音的，“你能從中聽到河南話、上海話、普通話等等，方言在小說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僅是材料，更是生活”。

　　自詡是個“認真的寫作者”的李洱并不急于求成，保持著慢慢寫的狀態，在小說的難度、密度和精度上孜孜以求。他說，對于小說我是悲觀的，而對自己的寫作又是自信的，于是我總在這悲觀和自信中搖擺不定，“我的寫作尚未完成，我們這一代人的寫作也遠未完成”。李洱【原標題：李洱：堅持寫有難度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