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參觀過紅旗渠的人很多，但見過或了解楊貴同志的人卻不多。實際上，從紅旗渠的決策指揮到建成后幾十年的風風 雨雨，楊貴與紅旗渠就一直分不開。我和許多新聞記者曾多次采訪楊貴與紅旗渠，自然也就和楊貴與紅旗渠結下了幾十年的情結。現在，《楊貴與紅旗渠》就要出版了，我樂意也應該為楊貴與紅旗渠寫幾句話。

　　楊貴同志小我7歲，15歲入黨，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經歷了戰略相持到戰略反攻的艱難歲月。他17歲當區長，帶領武工隊保護群眾，打擊敵人，在解放戰爭中身經百戰，至今臂膀上還留有敵人的槍傷。全國擁軍模范靳月英的丈夫，就是為掩護楊貴而犧牲的。我1998年訪問靳月英，她還能唱出50年前的納軍鞋歌謠———“納呀、納呀、納軍鞋，楊貴、楊貴、好區長，鞋壯、路長、打勝仗，保衛咱解放區好時光……”可見，年輕的楊貴在老區人民心中的分量。

　　建國初，楊貴擔任林縣縣委書記。他不忍心林縣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后還受干旱缺水的煎熬，組織縣委一班人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摸大自然的脾氣”，決心帶領全縣人民“重新安排林縣河山”。1955年起相繼修建了抗日渠、天橋渠、英雄渠和3個中型水庫，1960年動工興建紅旗渠。當時正值國內三年困難時期，國際反華勢力又卡我們的脖子，面對重重困難和來自上下兩個方面的反對、指責，楊貴和縣委堅信，修建紅旗渠符合林縣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夠建成。經過5年艱苦奮斗，1965年建成了最艱險的總干渠，1966年又建成了3條干渠。對紅旗渠和林縣山區建設的成就，新華社、《人民日報》、《河南日報》等許多新聞媒體和記者都及時作了宣傳。周恩來、李先念、譚震林、陶鑄等中央領導也多次表揚楊貴和林縣縣委，《人民日報》曾兩次發社論稱贊“林縣縣委是全縣人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核心”。我作為新華社領導成員，曾參與組織、編發過這些報道，對楊貴和紅旗渠是由衷敬佩的。

　　我第一次采訪楊貴與紅旗渠是在1966年春。之前，1965年12月我和馮健到鄭州為召開國內分社工作會議調研，就打算到林縣采訪報道紅旗渠。只因為周原說到焦裕祿和豫東災區的情況，就先去了蘭考。1966年2月，我們采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發表后，在林縣長期深入基層的新華社老記者華山看后很激動，要我一定到林縣去一趟，寫寫林縣縣委書記楊貴和那些修建紅旗渠的英雄們。華山與我一起在延安“魯藝”學習，在東北解放戰場并肩戰斗，幾十年情同手足。1965年，華山寫的反映紅旗渠建設的《劈山太行側》報告文學，已引起我很大興致。

　　3月，我又去蘭考寫了篇《再訪蘭考》，4月便趕往林縣。華山一見我，非常高興，領著我跑遍了紅旗渠的整個工程，一起采訪了楊貴、馬有金等縣委領導和紅旗渠特等勞模路銀、任羊成、常根虎、王師存、李改云等。記得楊貴對我說：“我們是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所以才敢想敢干，又實事求是，靠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我說，“你這三句話就是建設紅旗渠實踐形成的紅旗渠精神。”采訪中許多勞模和干部群眾都說：俺楊書記就像你寫的焦裕祿，一心為俺林縣人謀幸福。紅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糧，一渠電，一渠社會主義的蜜，是俺林縣人民的生命水、幸福源……遺憾的是，正當我們準備深入采寫楊貴與紅旗渠時，國內形勢突然變化，我不得不匆匆趕回北京，接著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們宣傳楊貴與紅旗渠的計劃也不得不被迫中止。這件事無論對我還是華山，心靈上一直是個難平的創傷。

　　“文化大革命”中，楊貴被打成“走資派”撤職罷官，長期遭受批斗毒打。林縣群眾暗中保護他，給他兜里塞雞蛋，往他懷里揣烙餅，把他從造反派的囹圄中搶出來送到山西李順達勞模家，后又輾轉來到北京，躲在新華社記者胡敏如、方徨和程競明、李后家里。不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幾位記者聯名寫信給周總理反映楊貴與紅旗渠的情況，周總理指示河南把楊貴保護起來。我當時自身難保，但也為我們的記者仗義執言暗自欣慰。這樣，楊貴到1968年才被“三結合”，得以出來工作，繼續組織紅旗渠支渠配套工程。

　　1969年冬，我第二次到林縣去。那時，紅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已全部竣工，楊貴剛被外調，可省里軍管負責人卻在林縣組織批楊貴、肅流毒，說“楊貴穿新鞋，走老路”，“紅旗渠是唯生產力論的活標本”。我到離縣城不遠的胡家莊看望華山，他住在兩間石砌的小屋里，生著煤火爐，吃飯自己做，生活很清苦。華山本來就有肝病，說到有人批楊貴和紅旗渠，氣得滿臉漲紅，說“上面有人搗鬼”。我勸他少動怒，或者回鄭州或北京治一段病，他說，“和老百姓在一起，我才活得痛快！”這樣，我想再次采寫楊貴和紅旗渠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1972年10月，康克清同志到林縣參觀紅旗渠。華山聞訊找康大姐反映情況并寫了一封長信，用大量事實揭露了造反派在河南軍管負責人支持下誣蔑紅旗渠、迫害楊貴和大批干部勞模的倒行逆施。康大姐看后覺得問題嚴重，及時把華山的信送給國務院領導傳閱。周總理看后當即要河南省委常委、省軍區黨委常委和楊貴同志來京匯報批林整風。會上，周總理拉著楊貴的手質問那個負責人，你為什么反紅旗渠？為什么整楊貴同志？在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制止了造反派在林縣的倒行逆施并解放了楊貴同志。黨的十大楊貴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后，周總理又提名楊貴到公安部擔當重任，處理復雜局面。

　　那是一段特殊時期，各種矛盾錯綜復雜。但楊貴同志沒有辜負總理、先念、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托。在那段歲月里，我和楊貴以及到水電部工作的鄭永和同志相互勉勵，兢兢業業。不想一段時間后，一些人卻和林縣“文革”中的造反派聯合起來，借機否定楊貴與紅旗渠，致使一大批修建紅旗渠的勞動模范和干部群眾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盡管1979年中央已調楊貴到五機部工作，1982年又任國務院“三西辦”副主任，但在林縣一提紅旗渠，就被指責為“楊貴流毒”。然而，林縣人民對楊貴與紅旗渠的感情是隔不斷的。90年代初楊貴兩次回林縣，廣大干部群眾潮涌般撲向楊貴，場面非常感人。時任河南省委領導的李長春同志感慨說：我們每一個領導干部都要像楊貴同志那樣，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離開崗位多年還依然受群眾擁護和愛戴。新華社記者武成德根據現場采訪寫了篇《楊貴同志回林縣受到群眾歡迎》的內參稿，在領導干部中引起了很大反響。

　　1993年，河南省委作出了在全省學習林縣人民創業精神的決定。國務委員陳俊生又專程到林縣考察并向中央寫報告，江澤民、李鵬、溫家寶等中央領導都作了重要批示。那年初冬，我和馮健、周原重訪河南，原計劃在豫西、豫中采訪后再到林縣，沒想到由于大雪封山，把我們困在了安陽。任羊成等幾位紅旗渠勞模得知后，特地趕來安陽看望我們。我左手拉著任羊成，右手拉著王師存，問馬有金、路銀、常根虎等其他勞模的情況。當年的鐵姑娘隊長郭秋英說：他們已含冤去世了，俺仨也是替他們來給您說說心里話……說著說著，勞模們不禁失聲啜泣，我和其他在場的人也止不住熱淚盈眶。我一邊盡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邊勸慰他們：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紅旗渠是咱中國人的驕傲，更是林縣人民的驕傲。你們是紅旗渠的功臣，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這次難忘的相見后，我寫了篇《兩張閃光的照片》，追記了我和任羊成等紅旗渠勞模幾次相見的情況，收在了《十個共產黨員》一書中。不想，王師存看到我的書不久就離開了人世。

　　1998年深秋，我和楊貴一起重訪紅旗渠。當任羊成和郭秋英在青年洞口對我說，當年楊貴書記和群眾一起同甘共苦修渠，比現在正在播出的電視劇《紅旗渠故事》更艱苦、更生動時，我一手拉住楊貴，一手拉住任羊成動情地說：“正是有了楊貴這樣的縣委領導，有了任羊成為代表的修渠勞模和電視劇里‘劉技術’那樣的工程技術人員，才創造了紅旗渠這樣的人間奇跡。江澤民同志前年在這里已經說過，‘不要忘記洞中歲月，不要忘記修渠的人！’”

　　回到北京后，我和許多了解楊貴和紅旗渠的老同志都感到，江澤民同志強調的“不要忘記修渠的人”并未完全落實，曾兩次向中央領導和河南省委寫信反映楊貴同志以及紅旗渠勞模的情況。既然在新時期還要大力弘揚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實事求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紅旗渠精神，就應該讓楊貴和所有修渠有功的人揚眉吐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