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渠有很多段都是在懸崖峭壁上修筑的，這都是當年林縣人系著一百多斤重的麻繩，懸掛在半空中，一錘一錘鑿出來的。

　　動工以后，資金需求越來越大。為了把漳河水早日引到家門口，林縣人想盡了辦法。買水泥太貴，他們自己建水泥廠生產水泥，整個工程所用的6705噸水泥，有5170噸是林縣人自己生產的；缺少炸藥，生產隊便多積有機肥，省下的硝酸銨配上鋸末、干牛糞碾碎制成土炸藥；鋼釬造不了，大伙就力圖節約，長釬磨短了就當小撬用，小撬磨短了就捻成手把鉆用。在資金最困難的時候，縣委抽調了30多名干部，成立了勞力管理組，組建工程隊，到其他城市承攬工程，賺錢彌補修渠資金的不足。據統計，當年就有31000林縣人外出搞建筑，掙回經費1800萬元。

　　1960年11月，中央發出通知，全國實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設項目全線下馬，紅旗渠也面臨停工的危險。

　　當時，山西境內的渠道剛竣工，正在修筑從河口至木家莊的二期工程。如果停下來，整個工程很可能就會因此夭折；如果不停，又違反中央政策。最后，楊貴提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絕大部分民工回生產隊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壯勞力，繼續開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長的隧洞青年洞。“中央要求修整，是因為當時糧食緊張，停止工程建設，全力保證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時我們還有幾千萬斤儲備糧，中央指示要執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業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鑿很長時間。留些人先啃下這塊硬骨頭，等形勢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楊貴說。

　　他告訴記者，在三年困難時期，紅旗渠的建設沒有中斷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難的時候，還拿出了1000萬斤糧食支援災區。

　　林縣為什么有這么多儲備糧？楊貴說，這主要得益于“大躍進”期間他沒有跟風，“報的產量比較實”。他記得有一次新鄉地委、專署召開縣委書記會議，讓各縣匯報小麥產量，楊貴報了一個比較低的數字，“我匯報完后，專員很生氣，說就是躺著睡覺也能產那么多！像這樣，林縣就根本沒有‘大躍進’！” 楊貴一度被批判為有意瞞報，右傾思想嚴重，但他堅持不能說瞎話，“有些縣報的高，水分很大。你報的多，國家購的就多，留下的自然少了。” 結果，在河南發生大規模饑荒的年代，“林縣沒有因為修渠餓死過一個人”。

　　“修一條紅旗渠有什么了不起？”

　　開鑿青年洞時，上級經常派人下來檢查。為了應付檢查，施工青年們在路邊安置了觀察哨，一旦發現有小車經過，立刻揮動紅旗，示意洞內的人停止施工。等車走遠后，又繼續干。

　　盡管如此，還是有人到上面告了楊貴的狀。1961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譚震林在新鄉糾正“大躍進”造成的“左”的偏差，一聽林縣縣委不顧群眾死活，還在大搞紅旗渠建設，非常生氣，隨即指示地委撤了正在新鄉開會的林縣組織部部長路加林的職，還準備撤楊貴的職。楊貴回憶說，“結果把我叫去開會，會上我講了林縣的實際情況，譚副總理聽了立即派人到林縣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我講的是實話，才恢復了路加林的職務。”

　　1965年4月5日，林縣人經過5年艱苦奮斗，鑿通了最艱險的紅旗渠總干渠。隨后楊貴又帶領大伙用了1年時間，修筑了3條干渠，正當他準備一鼓作氣建設配套工程時，“文革”開始了。“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誣蔑紅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楊貴也被打成“走資派”撤職罷官，長期遭受批斗毒打。好在林縣群眾暗中保護楊貴，給他兜里塞雞蛋，往他懷里揣烙餅，把他從造反派手里搶出來送到山西勞模李順達家，后又輾轉送往北京，讓他躲到了新華社記者方徨等人的家里。不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幾位記者聯名寫信給周恩來反映楊貴的情況，周恩來指示河南把楊貴保護起來，他這才得以回林縣，組織建設配套工程。

　　1969年7月6日，歷經10年的紅旗渠工程全面竣工。但僅僅過了100天，省里軍管負責人又在林縣組織批楊貴，說“紅旗渠是唯生產力論的活標本”“楊貴穿新鞋，走老路”。這些人還攻擊“楊貴修了一條小小的紅旗渠有什么了不起？紅旗渠對外驚天動地很兇，對內灰心喪氣很空”。又是周恩來知道后，立即要河南省委常委、省軍區黨委常委和楊貴來北京。他拉著楊貴的手質問那個軍區負責人，你為什么反紅旗渠？為什么整楊貴同志？

　　1973年，楊貴在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并隨即到北京參加中央讀書班學習馬列主義。在學習期間，周恩來又提名楊貴到公安部工作。最初，他不愿意去，覺得自己沒有經驗。當時兼任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勸他說，不熟悉不怕，我也沒經驗，有事咱們共同商量。在公安部，楊貴又被卷入他更難以把握的政治漩渦。最后，深受“四人幫”迫害的楊貴被說成是“‘四人幫’的人”，長期接受馬拉松式的審查。直到2006年3月，中央才批準了他的職級為副部長級，享受中央、國家機關部長級醫療待遇。

　　上世紀90年代，楊貴兩次回林縣，都受到群眾潮涌般的歡迎。2002年6月，楊貴應邀參加新落成的紅旗渠紀念館開館儀式，人們冒雨趕來看望楊貴，排起了長隊，就是來見個面，跟他握握手；有人怕他著涼，還給他帶來了衣服；離楊貴住處約五六里的陳改蓮則非要拉楊貴到她家吃飯，說楊貴“文革”挨斗在她家沒吃好飯，幾十年來她一直心不安。 (本文參考書目：《楊貴與紅旗渠》)【原標題：楊貴與紅旗渠的風風雨雨：修渠沒有餓死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