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林縣人。我出生在河南原汲縣獅豹頭鄉羅圈村,3歲喪父,15歲參加革命,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7歲當區長,帶著武工隊打日本鬼子,始終戰斗在鐵道線上,打過很多仗。全國解放后,我到湯陰工作過一段時間,后來又去剿匪。1953年秋天,林縣縣委書記病了,地委派我帶工作組去林縣工作。林縣那地方太窮了,許多人不愿意去,好不容易熬到革命勝利了,誰不想過點好日子?我去,服從黨的指揮嘛,共產黨員要為人民服務,那兒艱苦,就更是需要我們共產黨員嘛。可是等我去了一看啊,實際情況比我想象的還要困難多少倍。當地干部把我們安排在縣委招待所,所謂招待所,就是空屋子的地上鋪了麥秸。我不在辦公室里坐著,我的習慣就是常年下鄉住在群眾的家里,老百姓的家,戰爭時期住得,革命勝利了為啥就住不了?有的村子,我挨家去住,看到的全是最真實的情況。那里的群眾可是太苦了,就是因為缺水,打不上糧食吃不飽肚子不說,還普遍患有皮膚病、大脖子病和食道癌等多種地方病。好多地區窮得本村的姑娘往外跑,外面的姑娘不進來,最后都快斷子絕孫了,以后都沒給自己養老的人了,政府不得不想辦法從無錫的兒童福利院里調來400多個孤兒分配給各個人家。當時看到這情況,我心里難過呀,戰爭時期艱難不?咋這地方———一年要吃半年糠———還不如我打仗的時候吃得好呢?我們共產黨過去動員群眾鬧革命時總說:“等革命勝利了,日子就好了。”可是勝利了之后,這里的群眾還是窮啊。1954年4月,我26歲那年被任命為林縣縣委書記。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當時就下了決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我非得把林縣貧窮落后的面貌給它改變了不可!(楊老說到這兒時動了感情,語氣沉重,話音越來越大。)

　　記者:我有一事不明,紅旗渠1960年2月開工,一干多少年,正趕上三年自然災害中國最為困難的時期,全國鬧糧荒,全國人民都在勒緊腰帶餓肚皮,林縣那么窮,為什么還能拿出10萬人來,還能有那么大的勁頭兒,連續數年修建一條懸在高山的水渠?

　　楊貴:這是林縣的“秘密”。你年輕,不知當時的背景,1958年河南虛夸風、瞎指揮風比較嚴重,有些干部報假數字,夸大自己的工作成績,以求得到上級的嘉獎,有的怕受批判,怕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所以就虛報產量。有的縣實際畝產500斤,他報1000斤,結果國家購去500斤,留給群眾的500斤是空數,所以就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林縣畝產小麥114斤,我如實報了,領導就批評我。不管你是怎樣批,我的數字就是114斤。領導讓我加上水分,我說加上10%的水分也不過125斤。地方專員批評說:“你們林縣每天睡覺也不能產量收的這么少,你們右傾思想嚴重。”我知道虛報產量會受到表揚,可我不能那樣干啊。我當時就跟縣委的同志們說,如因情況所逼,說點過頭兒的話,咱不追究。但凡是涉及群眾利益的事,誰也不能信口胡說,我們絕不能打腫臉充胖子,到頭來讓群眾吃虧。我們林縣的群眾夠苦的了,他們的糧食是用汗水澆出來的,我們共產黨員不能拿群眾的血汗去給自己邀功請賞,不能拿群眾的利益當升官的臺階。結果呢?有些縣的糧食因領導的虛夸被征走了,林縣除安排好群眾的口糧,各生產隊還留有儲備糧。1960年全國鬧糧荒,林縣和全國一樣,當然也困難,但是就因前幾年縣委敢于說實話,政府得以積累了3000多萬斤儲備糧。所以三年自然災害中,我們林縣沒有餓死一個人,還敢在最困難的時期,像發動一場戰爭那樣,面對著數十公里的窮山惡嶺全面開戰。

　　記者:我在展覽上看到“紅旗渠精神”的“定義”是“敢想敢干,實事求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可看過展覽,我覺得“紅旗渠精神”還有更深的主題。例如展覽中所展示的黨和人民群眾的那種血肉聯系、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干勁,就讓我激動不已。

　　楊貴:你說得太對了。我們原先完整的說法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實事求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原本是我們總結出來的修渠經驗,不想中央領導去了一看,說:“好,這就是你們的精神,是紅旗渠精神。”由此就這樣叫開了。我認為,“敢想敢干,實事求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4句話是對的,但最重要的還是前面的兩句話,那就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特別是“為了人民”,堪稱是整個“紅旗渠精神”的靈魂。我最深刻的體會,就是你必須要在自己內心的深處,完全樹立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民才會跟著領導去艱苦奮斗地干,否則,你往往是無法堅持下去的。為啥哩?因為你有時面對的不僅是自然困難,還會有領導的不理解,甚至是反對,還會有少數人的陰謀陷害和攻擊,假如你心里裝的不是人民,想的不是要解救群眾于水火之中,你還堅持得了嗎?有些干部,干工作光看領導的臉色去干,領導說不行,他就不會再干了。這哪行?領導有時也是不太了解情況的,你得敢于去為群眾說話啊。當年修紅旗渠,我要是不敢堅持,也修不成紅旗渠,因為地委一位副書記就公開地反對我,縣里個別人反對修建紅旗渠,把匿名信寄到中央,說“紅旗渠是假的”,說我“不顧群眾的死活”。而基層干部中也有一些害怕吃苦的干部反對我,說我不是林縣人,不是在為林縣著想,所干的事情是“挑著干糧屙遠屎,屙下的屎都肥不了咱林縣的田”(注:紅旗渠總干渠是在山西境內)。結果鬧得省委、中央都派人去調查,差點撤了我的職。所以說,想為人民服務的事也難啊,你必須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把個人的雜念拋光,你才能真正地做到為人民服務。

　　記者:可是有人認為時代不同了,作為40年前的一個工程,紅旗渠的故事過時了,您對這點怎么看?再有,您認為“紅旗渠精神展”的展出,對當今社會,特別是對正在進行中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具有什么意義?

　　楊貴:你說的這種想法確實存在。但是我要說的是,某些黨員干部,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思想,就認為沒有必要再像過去那樣艱苦奮斗了,應該享受了,于是出門要坐豪華轎車,工作要有豪華的辦公大樓,而且還要大吃大喝,生活腐敗,有的還要大搞形象工程,不考慮怎樣用這些錢去為群眾解決疾苦,其結果是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對此我實在是看不慣,譬如某些縣鄉干部一輛好車30多萬元,坐上一兩年說換就換,那30萬元如果用在建設項目和科學研究上,人民該多歡迎呀!想當年,我們共產黨的干部都是常年深入到基層,和群眾同吃同住,對群眾的疾苦了解得一清二楚,群眾也把你共產黨當作貼心人,你說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豁出了性命都行。如今我發現,能夠深入到基層的干部太少了,有些領導也到大田或是村里轉轉,但是前呼后擁地跟著一大幫,老百姓誰敢跟他接近?所以說,艱苦奮斗的思想永遠也不能丟。

　　至于“紅旗渠精神展”對當今社會的教育意義,我想它的內涵應當是多層次的。例如她呼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把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把艱苦創業與依靠科技進步結合起來,能使我國更快地走向繁榮和富強。道理很簡單,觀眾們會看到,我們在那么貧困的時候,都能干出那么偉大的工程,如果今天還能像過去那樣,在經濟建設中把一個錢當作三個錢那樣花,肯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是我認為,“紅旗渠精神展”對社會的最大意義,就是讓廣大的黨員干部們,再次看到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應當如何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利益,而不能是總想著個人職務的升遷。我非常擁護黨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決定和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的活動,對某些黨員干部,確實到了需要給他們敲響警鐘的時候了。中央在這個時候向全國推出“紅旗渠精神展”,對教育廣大黨員干部來說是個很好的舉措。紅旗渠早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水利工程,它已升華為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民族精神,升華為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一座豐碑。

　　記者:紅旗渠現在怎樣?您還經常回去嗎?

　　楊貴:紅旗渠直到現在仍然是林縣經濟的生命線,它的質量非常好。當初修渠時,各村各隊承包一段工程,石頭上都刻了名字,說好了誰要是偷懶就是歷史的罪人,所以直到現在仍很堅固,仍在繼續造福于人民。40年來,紅旗渠不僅解決了林縣吃水和澆地的困難,還解決了排澇的問題。過去大雨一下,水從山上沖到底,帶走大量泥沙,山上保不住土,永遠都是光禿禿的看不到綠色。如今紅旗渠半山腰攔腰一截,把沖下來的雨水截住并給輸入到水庫。水土保住了,你再看那群山,滿眼的綠色,成了風景區。據說林縣搞紅色旅游,最多時一天光門票的收入就達六七萬元。紅旗渠給林縣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近幾年我常去林縣參加一些活動,每次去都有很深的感受。去年林縣馬家巖水庫開工典禮,幾千人聚會在那里。臨走時我又被群眾給緊緊地圍住了,不讓走啊,多數都是年輕人,我不認識,許多婦女往我口袋里塞東西,我撥著她們的手說,你們干什么?我不要啊。有的還問我:“你缺錢唄?我們的日子好了,給你一些錢花吧。”我說我在北京生活得挺好,什么也不缺。縣委的同志在會場外面等半天不見我的影兒,只好回到人海里把我給拉出來。出來后我一看,我的衣兜里塞滿了鞋墊,數數共10雙,千針萬線啊,納得很結實,每雙鞋墊上繡有一行紅字:“祝你一路平安”,“愿你一生幸福”。我看了心里那個熱啊,同時也感到慚愧,后悔當初沒能留在那里多為他們工作幾年…… 作者： 李雅民【原標題：楊貴：紅旗渠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