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啟賢(?—1839年)，字子敬，號鏡汀，延津南街人。清嘉慶七年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后歷任福建道、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順天府尹、倉場侍郎、禮、戶、吏部侍郎、山西巡撫等職。
　　
    申啟賢體察民情，辦事精細，忠于職守。在任監(jiān)察御史時，曾兩次上書皇帝，建議地方官員要經(jīng)常“巡歷鄉(xiāng)村，化導士庶，體察輿情”，并要求官員本身應“崇簡去奢，以培民氣；嚴禁賭博，以靖民風”。這些建議均為皇帝所采納。更可貴的是，申啟賢目睹當時朝野吸食鴉片成風，沿海各省出洋販運，內(nèi)地州縣煙館遍地，白銀外流，財政困難，深感痛心。嘉慶十八年(1813年)，他擬就《禁鴉片法》奏呈皇上，提出禁止鴉片四條措施：(1)力禁出洋買運，以塞來源；(2)重懲官吏吸食，以示準則；(3)嚴禁開設煙館，堵塞煽誘；(4)嚴加販賣罪責，勿使流傳。經(jīng)皇帝諭準后，訊即曉諭各州縣貫徹執(zhí)行。申啟賢的《禁鴉片法》比林則徐道光十八年(1838年)提出禁煙主張早25年，為后來的禁煙運動開了先河，被后人譽為“禁煙先驅(qū)”。
　　
    道光元年(1821年)，申啟賢任順天府尹，武清縣發(fā)生嚴重蝗災，申啟賢親自深入田間地頭，體察災情，并為捕蝗擬定了四條規(guī)定。其主要內(nèi)容是：對生蝻地段，要求官府雇人按壟驅(qū)趕，并肩徐進，壟將蟲蝻圍殲于水缸中或壕溝內(nèi)；對于飛蝗，則要求于田邊燃柴，驅(qū)之使撲火自焚，或趁雨天蝗翅淋濕時，用高價收買蝗蟲，以動員男女老少踴躍捕捉。此法推行三年，武清一帶的蟲災得以控制。道光五年(1825年)，申啟賢調(diào)任倉場侍郎(駐通州，今北京通縣，負責漕糧收貯。其所屬有坐糧廳及各倉監(jiān)督)。當時因運河水淺，南糧北運至津發(fā)生困難，皇上命申奏議。申擬訂了改行海運的官商協(xié)作辦法11條，在運、轉(zhuǎn)、查、驗、折耗、付酬等方面，條條明確周到，措施具體妥善，因而起運便捷，卓有成效，受到皇上“褒嘉”。
　　
    道光十二年(1832年)，申啟賢調(diào)任戶部右侍郎，旋即偕同順天府尹徐鏞擬訂了《保甲章程》四條。重點是“清戶口以便稽查，嚴比伍以核奸慝，散冊薄以免滋擾，省繁文以杜需索”。這些措施，既加強治安管理，又限制胥吏勒索，有利于鞏固清王朝的統(tǒng)治。皇上認為章程條款“均屬周妥”，遂下令各地方官要“認清稽查，實力奉行”。
　　
    清代，各州縣均設有常平倉，貯糧備荒，平糶米谷。原屬惠民措施之一，但行之既久，流弊滋蔓。申啟賢針對時弊，籌議《平糶章程》六條：(1)場地宜城外分設；(2)禁米谷攙上土和糠；(3)糶價嚴禁私增；(4)升斗宜校準；(5)禁囤戶冒買；(6)嚴禁胥吏勒索。經(jīng)批準后施行。各地不僅革除了種種弊端，連貯額不足挪移銀、谷的州縣官員也受到了懲處。
　　
    申啟賢不但自己為官清正，勤政恤民，對家人更是要求嚴格，絕不允許家人仗勢欺人。據(jù)傳，申啟賢老家與另一李姓人家中間隔一小胡同，有一次兩家因地界發(fā)生糾紛，其弟派人持信進京求哥幫助。申啟賢看信后，當即回信一封：“千里馳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尤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其弟看信后，深感慚愧，遂拆墻退后三尺重建。其鄰見狀深受感動，亦拆墻退后三尺重建。原先狹小的胡同遂變成了一條寬敞的大路。為弘揚這種禮讓之風，當時的延津知縣將這條胡同命名為“仁義胡同”。多少年過去了，當年申李兩家的高墻亦不復存在，“仁義胡同”的美名卻代代相傳。【原標題：禁煙先驅(qū)申啟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