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小說家，我的寫作也常常卡殼。很多時候我都在想這么一個問題：這些年我都寫了些什么呢？“我*販賣高潮、驚險的情節、人物素描和精彩獨特的對話來維持生活。”小庫爾特如是說。其實，我連這些都做不到。我常常在夜里醒來，想到自己是一個作家，竟然靠這個生活了這么多年，還沾沾自喜，不禁心里一陣恐慌。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嗎？如果沒有，憑什么成為作家？巴爾扎克說，文學一定要站在思想的前沿，“用最小的面積驚人地集中最大量的思想。”回觀我們自己，即使有思想，那是什么樣的思想呢？

　　有一次，我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來看我，他們想把我的作品譯介到德國去。外甥女婿的名字叫安，是個德國人，現在英國教書，找了個中國媳婦，是個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不在這個國家，就在那個國家，反正不待在德國。

　　我問他中國作品在德國有沒有市場，安說，市場永遠都在。他從包里拿出一本我的小說集，“我讀過你的幾篇小說，不客氣地說，有很多想當然的東西。”他笑了一下，“不過，這也不能怪你，估計大多數中國作家都這樣。”

　　“那你為什么還要把它們譯介過去呢？”

　　“因為中國，這是惟一的理由。”他聳了聳肩。

　　我知道這句話背后的意思是，現在地球村沒人能繞過中國。

　　又有一次，我問他為什么拋棄德國，他彎起一根指頭點著自己的鼻子說：“為了自由。”然后又自言自語道：“我常常為人類感到悲哀，一個人，在他沒有選擇能力之前，像下雨一樣落在一個國家，就要被這個國家所擁有，成為這個國家的國民，像商品一樣被打上這個國家的標簽。先不講國家愛不愛他，他得先愛這個國家，否則便會遭到謾罵甚至懲罰，簡直連一只鳥兒的自由都沒有！”他氣憤得忘記了德國人的嚴謹，拿茶杯在桌子上磕得嘣嘣響。

　　是啊，誰不想過得更自由一點呢？也許在某些國家，當作家沒有任何條件，只需要一心一意地，或者隨心所欲地從事他所喜歡的一切。可是在我們這里不行，這也不是所謂管制的松緊問題，而是文化表情的差異。我們都太愛國了，國家這個詞永遠都比家大，比個人大。從積弱積貧的世紀走出來，我們更能體會到“祖國”意味著什么。但是，這并不是說我什么都看透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更看不透了。我和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一樣，一方面對取得的進步沾沾自喜（它確實是可喜的，而且這種可喜對全人類都有意義），一方面又對龐大而又不知底細的未來憂心忡忡，不知路在何方，該何去何從。我們和這個老國一樣滄桑，瞻前顧后地走在前無古人的路上，我們像是拓荒者，也像是賭徒似的冒險家。

　　有這種焦慮和迷茫的，又豈獨作家？

　　那么，這個國家到底值不值得愛，值不值得為之奮斗呢？

　　我的父親，十幾歲鬧革命，當了半輩子地方領導，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挨斗和檢討中度過的。他只相信官媒報道和上級精神。每當孩子們在他面前“傳播小道消息”，都會遭到他的怒斥。父親吃飽的時候感謝黨，餓肚子的時候體恤黨。讓我們想不到的是，當匱乏之虞和恐懼之憂從身邊消失之后，他整日憤世嫉俗，對什么都看不慣。我的母親一輩子都生活在縫縫補補之中。生活困難時期，每天晚上我們半夜醒來還能看見她在油燈下納鞋底、補綴舊衣服。現在她整天發愁舊衣服沒地方倒騰，農村老家沒人穿，即使給災區捐衣服，也必須要嶄新的。送給收破爛的，人家挑三揀四嘟嘟囔囔不愿要，還得給人家說一大堆好話。

　　我的女兒大部分業余時間都在網上，除了網購就是跟一幫小憤青罵罵咧咧地發牢騷。與我父親相左，她從來不相信大道消息，專門找小道消息。我曾經告訴她，我6歲的時候因為劃破一張毛主席像而與他姥爺一輩子反目成仇，視同陌路，她覺得簡直是天方夜譚。我說，那就是30多年前中國人的現實生活。

　　她無法想象30多年之前的中國社會，我也沒有能力寫一部書，告訴她這3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什么。即使我能寫出來，她也沒工夫聽我嘮叨。她只想著自己滿嘴跑火車。

　　有時候我也很惶惑，這個老國到底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壞？答案肯定不好統一，畢竟角度和立場不同，這個叫作“價值觀”的東西現在成了我們生活的坐標。是不是可以說，遠不是那么好，但也遠不是那么壞？過去，我們國家天天餓著肚子跳著腳跟人玩命，沒人把我們當回事；現在基本不出手了，可誰都不能把中國夾在眼角。全球各國領導人的就職演說，如果沒有談到中國，那肯定是跑題了。

　　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該安慰還是抱怨？

　　也許，一個國家就像一個家庭一樣，看見鄰居的生活比咱好，咱不能把自己家的房梁拆了，門封了，搬到鄰居家去蹭飯吃。如何把自己的家打理好，一點一滴地跟人家學著過日子，這才是正道兒。咱追著往前趕，可能有時候快點，有時候慢點，但只要不停下來，相信總有一天會趕上人家。

　　作為一個小說家，我突然感到肩負的責任之重。（邵麗 作者為小說家、河南省作協副主席）【原標題：邵麗：作為一個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