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jīng)相當嚴重。據(jù)《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jīng)形成一種以寫詩為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著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的詩壇混亂情況。王公搢紳之士談?wù)撛姼瑁�更�?ldquo;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并起，準的無依”。所以鐘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詩品》所論的范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里，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diào)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diào)內(nèi)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yīng)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

    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里說：“若乃經(jīng)國文符，應(yīng)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并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并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劉勰并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只是主張創(chuàng)作應(yīng)該以“才為盟主，學為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確扼要。不過鐘嶸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鐘嶸所說的“經(jīng)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鐘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他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diào)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為的限制過于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鐘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鐘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tǒng)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劉勰在《聲律篇》里是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并且對應(yīng)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guān)鍵作了扼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