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于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著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著眼于比興寄托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于潘岳，靡于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并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里他已經說五言詩“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釁釁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于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征，例如評范云、丘遲詩說：“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鐘嶸論詩也有一定的歷史觀念。他的序里對五言詩的產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這也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的提綱，不過他著重敘述各代詩人的陣容，與劉勰《明詩篇》著重論述各代詩歌的共同風貌及時代背景有所不同。鐘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但前人的影響也不容否認。在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論點。例如他認為陸機、謝靈運“其源出于陳思”，顏延年“其源出于陸機”；認為左思詩出于劉楨，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等，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但是，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系是比較錯綜復雜的。鐘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于國風，阮籍詩出于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于李陵，嵇康詩出于曹丕，陶潛詩出于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據。至于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于“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他對建安詩人所繼承的傳統缺乏正確判斷，正和這一點有密切關系。

    鐘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艷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采并重的觀點并不符合。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后代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

    鐘嶸《詩品》是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后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原標題：鐘嶸《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