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晁錯得罪的那些人，幾乎都不是壞人，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里，這些人都是很有威望、有能力的官員。

    比如廷尉張歐，判案非常認真，任何一份判決文書都是看了再看、審了再審，實在挑不出毛病了，才決定判處死刑。張歐還會親自到監(jiān)獄里去宣讀判決書，甚至一邊流淚，一邊宣讀，最后還弄來酒肉為犯人送行。

    晁錯得罪的人中，還有一個是袁盎。袁盎和晁錯的矛盾到了什么地步？凡是袁盎參加的活動，晁錯肯定不去，凡是晁錯到場的聚會，袁盎鐵定不來，“兩人未嘗同堂語”。

    但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把晁錯和袁盎放在一個傳里。兩個生死對頭放在一塊，其微妙關系只能由后人自己琢磨了。畢竟晁錯之死，袁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促使袁盎提出誅殺晁錯的，是晁錯的削藩主張。

    力主削藩遭到群臣反對

    削藩，并不是晁錯的發(fā)明，漢文帝時，賈誼就上《治安策》，提出削藩。

    漢高祖劉邦開創(chuàng)了西漢后，早期曾分封韓信、英布等一些功臣為王，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劉邦覺得異姓封王不太可靠，就刑白馬與天下盟誓“非劉不王，非功不侯”，開始大規(guī)模分封劉氏宗親為藩王。到了漢景帝年間，國內(nèi)諸侯的勢力已經(jīng)呈現(xiàn)尾大不掉的勢頭。

    朝廷內(nèi)的一些有志之士開始提出加強中央權力的削藩主張，其中賈誼的《治安策》最為有名：“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征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將如之何！”

    但漢文帝考慮當時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實力，就沒有采納削藩的建議。到了漢景帝時期，晁錯深得皇帝信賴，就再次提出削藩的建議。

    晁錯氣死申屠嘉后，漢景帝任命陶青為丞相，提拔晁錯為御史大夫。西漢初，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為三公，位極人臣。晁錯剛一上任，就提出削藩建議，以為沒什么阻力——老丞相都被我氣死了，誰還敢作對？沒想到招來朝廷大臣的集體反對。

    陶青、張歐、竇嬰、袁盎等都對削藩投反對票。連在潁川的晁父都千里迢迢跑到長安，質(zhì)問兒子：“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者，何也？”晁錯說，我只想著“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晁父嘆息說：“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見無法勸阻兒子，晁父服毒自殺。

    從大義上講，晁錯一心為國，忠孝難全，這是值得贊揚的，但反過來想想，難道整個朝廷只有晁錯一個人在一心為國嗎？肯定不是。作為一個政治家，把身邊的同僚都得罪光了，這本身就是不成熟的表現(xiàn)；提出的方案，同僚都反對，那這個方案多多少少都是有問題的。

    但晁錯沒有反省自身的問題，而是自負地認為：你看我多么一心為國，多么大公無私，既然我是忠臣，那反對我的就是奸臣，就是一心為私。

    清代康熙皇帝在和臣下討論削三藩時，不少大臣反對削藩，那是因為他們都收了吳三桂等藩王的賄賂。漢景帝的大臣們反對削藩，倒不是收了藩王的賄賂，而是其中絕大部分人是老子的信徒，講究無為，既然分封是漢高祖的規(guī)定，那就沒有更改的必要，但晁錯不這么認為：我的削藩策這么好，袁盎竟然反對，他肯定是收了藩王的賄賂。

    袁盎確實當過吳王劉濞的丞相，但那是中央政府派過去的，而且袁盎一開始還不愿意去。晁錯不考慮這些，他是御史大夫，有司法權，讓人下了個判決，說袁盎收受吳王的財物，最后讓漢景帝下了個詔書，把袁盎貶為庶人。

    晁錯的這個做法，實在太沒意思了。

    晁錯走上政治舞臺后的種種表現(xiàn)，說明他并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要操作削藩這一天翻地覆的政策，能做好嗎？答案是否定的。正如蘇軾在《晁錯論》中評價的那樣：“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天下治平，無故而發(fā)大難之端；吾發(fā)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辭於天下。”削藩這么大的事，晁錯連自己的同事都無法團結，他的下場注定是一個悲劇�！驹瓨祟}：出色的帝師，不合格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