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書壇，趙振乾是出道甚早并在帖學方面得風氣之先的人物。頗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在書壇具有重大影響的1981年全國首屆大學生書法競賽中，他在名家如林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榮獲三等獎，如今已是赫然名家的王冬齡、陳振濂、曹寶麟、華人德等當時都參與了此次競賽，這也很能說明這次展覽的高規格。之后，趙振乾又連續膺獲“1986年河南省行草書展二等獎”，1988年“河南省第二屆中原書法大賽一等獎”，直至1989年榮獲“全國第四屆書法篆刻展覽二等獎”，一舉奠定了他在當代書壇的地位。
　　
    與許多河南書家始終受本土雄強中原書風傳統影響不同，趙振乾的書法于南派帖學心有靈犀，從而在創作上對南派帖學頗具親合，這可能源于他早年學習聲樂所養成的對音樂韻律節奏的傾心，當然也與其文化審美心理上傾向于細膩感性體驗有關。總之，趙振乾對南派帖學的傾力，使他成為河南書壇最早關注南派帖學并獲得突出成就的書家。事實上，中原書風重碑傳統并不與帖學相沖突。魏晉時期，王、謝、郄、庾四大書法世家中，謝氏、庾氏家族皆來自中原。晚明時期，被沙孟海稱為帖學中興之主的王鐸也為河南孟津人，其帖學成就直逼唐宋，而凌躐時賢。論對帖學的深入研悟與創作成就實在黃道周、倪元路之上，可以說代表了明代帖學的最高成就。20世紀80年代書法復興以來，由于中原帖學傳統的斷裂，加之受近現代碑學的影響，使得中原書法將創作的重心集中在碑學一脈。篆隸創作由此構成當代中原書風的核心，而于帖學則關注不夠。雖然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東瀛書法影響，王鐸書風被重新認識與接受，并隨之成為中原書風的重要一翼，但對于帖學的認識仍處于較為弱化的狀態。當然，這種狀況也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書壇普遍漠視帖學、推崇碑學乃至民間書法風氣不無關系。
　　
    不能不說，趙振乾在帖學方面是個早熟的清醒者。不管出自何種原因，他對帖學的深入研悟與執著探索都使他走在了書壇很多書家的前頭。就河南帖學創作而言，趙振乾無疑是個先行者。也正是因為他對帖學的熱望與心儀，使他毅然于1987年進入南京藝術學院進修，師從黃惇、徐利明兩先生。在南藝，他不僅全面接受了系統規范的書法專業訓練與學習，同時也在二王帖學故地真切地體驗到了帖學的生命興味與博大精微。在南藝進修的經歷對趙振乾的書法創作來說無疑是具有轉折意義的。可以說，這使他在創作上完成了一種魚龍化變，使他獲得了一種從專業創作的高度審視把握自身創作的能力，從而與當時普遍存在的創作業余狀態拉開了距離。在這之后短短兩年間，他便一舉榮獲全國第四屆書法篆刻展覽二等獎便證明了這一點。
　　
    南藝書法進修的經歷，對趙振乾的帖學創作而言，在于使他親證親歷了南方帖學傳統真脈，從而擴大與豐富了作為一個北方書家的審美視野與表現技巧，尤其是筆法。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風格主義流行而尚諱言筆法的時代，趙振乾則已經通過他對南方帖學的親證，堅定地樹立起尊奉筆法的信心，這對于一個北方書家來說，至少在當時的風氣下是不易做到，因而難能可貴的。
　　
    毋庸置疑，趙振乾對帖學的認識與把握是深入三味的。他不僅能夠自如地活用《書譜》風格進行創作，尤為卓犖的是，他還將米芾風格與《蘭亭》筆法打通，在筆法風格上加以整合，筆法上纖毫畢現、姿致夭矯，這在寫米一路上實為突破。他不求米芾的八面出鋒，而是求筆法上的絲絲入扣，在保持米芾風格大格局下，求得二王筆法的融透。以此觀照，許多寫米者只是寫形、畫形而失卻筆法上的深入精到表現。
　　
    在融合二王寫米一路，趙振乾無疑寫出了自家路數，也代表了他帖學創作上的成就。以1989年獲第四屆全國書法篆刻展覽獎為標志，趙振乾在帖學創作上達到最高水平，同時他在帖學創作方面也開始進入反思與轉型時期。這個時期沉積時間較長。心性平淡、勤于思考的趙振乾幾乎是在退隱于書壇的狀態中，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創作轉型與探索思考，值得指出的是，這個轉型探索也是伴隨著他2002年后開始出任河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擔負起河南大學書法本科、碩士生教育培養重任的過程中進行的。這個教學相長的過程使他的創作觀念視野更為開放，也更為宏觀深入。他對書法的認識與理解已不單純是僅僅立足一個書家的立場，而是以一個書法教育家的眼光，來全方位地觀照認識書法，同時這也使他對自身創作的認識觀照發生了觀念改變。
　　
    也許是對自身帖學創作達到一個高度后謀求超越，也許是對自身創作反思之下的本土文化回歸，抑或兩者兼而有之，趙振乾開始試圖走出帖學限閾，而回歸找尋中原書風的雄強陽剛之美。在我對他的一次訪談中，趙振乾透露出此中的創作心跡。他覺得無法擺脫中原厚土這種本土文化審美意識對他的牽引與召喚，他內心有一種對陽剛雄強之美的渴望。當然，這中間也有矛盾、掙扎，將已臻成熟的帖學創作棄之不顧而回歸中原書風究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還是相反？這是一種美與真的矛盾與對抗。他在帖學中發現了美，而在中原碑風中發現并找尋到真——表現生命真實的真，那么，這兩者是不是完全不可調和，充滿對抗的呢？兩者難道不能統一起來以表達更高的生命實在與審美感性嗎？回答是躊躇的，這似乎也是趙振乾在創作中試圖解決的矛盾和問題。
　　
    近10余年來，趙振乾主要致力于碑學風格創作，并頗有心得。他試圖捕捉一種嘡嗒大氣的摩崖之美，強化開張排奡、鋪張揚厲之風，由此，他在創作中主要汲取了何紹基、康有為及北朝摩崖體勢風格，與前期帖風大異其趣，從而表現出他新的創作理想追尋。一個具有問題意識與歷史意識的書法家，他總會在創作中不斷追尋生命的真實與價值存在，從而不斷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與價值追尋，以切近生命的真實。至于這種價值追尋是否與生命存在達成一致，答案只能在創作過程中尋找而不會存在現成的答案。
　　
    身兼河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之職的趙振乾，已經把自身創作置于一個更為宏大的背景中。他對學生的要求是對書史的全面開放，在經典傳統視野中建立個體的創作價值座標；而在人格修養上，則要樹立起人文主義信念，一個書家不具有傳統觀念和人格修養就不能算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書法家。趙振乾在將這種由技入道的人文主義觀念貫穿實施于書法教學中的同時，也反求諸己，從而極大提升了他的創作理想。也許對于趙振乾來說，求之于帖或求之于碑，抑或碑帖兼融還都只是一個創作策略問題，而將自身創作置于一個宏觀的文化背景中，從而向一種文化境界不斷提升，則無疑更具有一種理想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