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蘇軾之后，比較全面地承繼了蘇軾作風且將“詩化”革新推向深化的詞人是賀鑄。這與賀鑄的生平經歷、個性特征、志趣愛好有密切關系。賀鑄(1052-1125)，字方回。原籍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生長衛州(今河南汲縣)，出身貴族。17歲到汴京便因恩蔭入仕，授右班殿值、監軍器庫門。后調外地任武職。40歲時經李清臣、蘇軾等推薦才改入文階，為承直郎。徽宗時通判泗州(今江蘇盱眙東北)、大平州(今安徽當涂)等地。依然與蘇門弟子黃庭堅、李之儀等保持頻繁來往，且對現實保持一種不合作的態度。因為對仕途前景的徹底失望，大觀三年（1109）賀鑄58歲時就以承議郎提前致仕，居蘇州、常州等地，自號慶湖遺老。政和元年（1111）以薦起，宣和元年（1119）再致仕。曾自編詞集為《東山樂府》，今存《東山詞》二百八十余首。

　　一、比興深者通物理

　　賀鑄是一位長壽詞人。他的詞作最早可系年的大約是熙寧八年（1075）至熙寧十年間監臨城酒稅時所作的一組《減字浣溪沙》。徽宗年間賀鑄退隱之后，仍以填詞自娛，臨老不疲。換句話說，賀鑄的歌詞創作經歷了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前后約五十年之久。對賀鑄來說，當時的詞壇起碼有三方面的成就可資借鑒：第一，小令創作自溫、韋至晏、歐諸人，經歷了百花爭艷的極度繁榮期，藝術技巧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第二，柳永“變舊聲作新聲”，慢詞形式已“大得聲稱于世”；第三，蘇軾“異軍特起”，突破歌詞創作傳統，開辟了“詩化”的新途徑。由于這些詞人的共同努力，宋詞無論是從題材、內容，還是從形式、風格等諸多方面，皆呈現出繁花簇錦的局面。賀鑄在他們之后步入詞壇，要想在創作上做出新的貢獻，不僅需要豐富的生活閱歷、出眾的藝術才能，而且需要高度的藝術敏感力，善于發現歌詞創作的“空白區”，在那里施展自己的藝術才華。賀鑄做到了這一點。

　　詞在宋代是一種新興的抒情詩體，它是為了符合文人、士大夫、以及廣大市民階層對生活享樂的追求而產生的。文人士大夫們既受到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束縛，又按捺不住要將自己享樂生活時的心靈感受描繪出來，因此，他們在創作歌詞的同時又恥于言及自己的艷麗之作，甚至“自掃其跡”，或曲為之辯。就是在捕捉細膩的官能感受、描寫情感生活的過程中，也是躲躲閃閃，不敢明言，極盡隱約朦朧、撲朔迷離之能事。日長月久，在詞人們的反復藝術實踐中，這一切逐漸被固定為宋詞特有的審美特征，形成作者和欣賞者對歌詞特有的審美期待。晏、歐的小令和柳永的慢詞所描寫的“香艷”生活以及所表現出來的柔美風姿，都吻合詞的這種獨特的審美特征。至蘇軾則有意突破，以“詩化”的手段變革歌詞，作風上表現為清雄曠逸、豪邁奔放。如此以來，蘇詞與傳統之間就存在著一個相當大的距離。北宋人的審美趣味和欣賞習慣一下子都很難適應這樣的轉變，故非難之聲四起。如何將“詩化”革新與歌詞傳統協調起來，在將“言志”傳統引入歌詞之時顧及詞獨有的審美特征，正是賀鑄首先敏感捕捉到的問題，也是他藝術努力之所在。賀鑄適宜地選擇了這個藝術空間，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華，深化了“詩化”變革，從而對北宋詞壇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賀鑄選擇這樣的創作道路，必然與“詩化”革新和歌詞傳統審美特征同時發生關系。因此，研究賀鑄詞也必須從這兩方面著手。首先，賀鑄接受了“詩化”革新的觀念，并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進行反復的實踐。賀鑄的生平與性格頗為復雜。他“長七尺，眉目聳拔，面鐵色，喜劇談當世事”，人稱“賀鬼頭”，仕宦是從武職開始。于是，賀鑄頗有豪俠之氣。然而，賀鑄平日又“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中年之時才因此改入文階。這就使得賀鑄接觸到十分廣泛的社會生活面。同時，賀鑄始終比較關心民生國計，具有干練的理財才能，其友人稱贊他說：“慷慨多感激之言，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緒，似非無意于世者。”賀鑄的“于世”之意乃是“安得解民慍，蒼梧理古桐”（《暑夜》）的政治與生活理想。不過，賀鑄秉性耿直，時時觸怒權貴，所以，他一直沉抑下僚，官職卑微。而且被東調西遣，不得安定。痛苦失意之余，賀鑄只能把自己的政治追求寄之詩與詞。這就使賀鑄特別容易接受“詩化”的革新觀念，而不愿意將自己的歌詞創作僅僅局限于“香艷”的題材范圍。這是賀鑄詞深化“詩化”變革的內在原因。

　　另外，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蘇軾已經大力倡導“詩化”革新于前，賀鑄又與蘇軾交往密切，耳濡目染，自然地要接受蘇軾的許多影響。賀鑄與蘇軾的交往開始非常早，元豐年間蘇軾謫居黃州時賀鑄就多次寫詩為其鳴不平。直至紹圣年間蘇軾再次遠謫，賀鑄依然眷念不忘。賀鑄對蘇軾的政治才干與藝術才華素來推崇備至，曾有詩《黃樓歌》歌頌蘇軾在徐州的治水業績。他稱贊他人的詩才，往往以蘇、黃作比，說：“妙翰騁遒放，抵突蘇與黃。黃癯曳羸筋，蘇厚凝脂膚。”（《懷記周元翁》）因此，賀鑄的歌詞創作也深受蘇軾的影響。當賀鑄依據自己的個性、閱歷、志向、情感等諸多因素做出藝術抉擇時，“詩化”之類積極革新的的文藝觀點就被突出出來。這是賀鑄詞深化“詩化”變革的外在原因。內與外的因素共同促成了賀鑄加入到“詩化”的革新隊伍中去。

　　賀鑄曾有幾句作詩的心得體會，見于《王直方詩話》：

　　方回言學詩于前輩，得八句法：“平淡不流于淺俗，奇古不鄰于怪僻，題詠不窘于物象，敘事不病于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于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為詩，守此勿失。

    對照賀鑄的詩歌創作，這八句話是比較符合其實際情況的。關鍵問題是賀鑄不僅以此指導自己的詩歌創作，而且在填詞過程中也明顯受此影響，顯示出一定程度的詩詞同化的趨勢。近人夏敬觀批云：“此八語，余謂方回作詞之訣也。”（《手批東山詞》）一語道中賀鑄詞“詩化”的實質。

　　賀鑄如果僅僅實踐了“詩化”的藝術觀點，充其量只能算作蘇軾歌詞革新的附庸。難能可貴的是，賀鑄接受“詩化”觀念的同時，能夠另尋途徑，努力將“詩化”的革新融會到歌詞的獨有審美特征之中。

　　首先，詞是音樂文學，其獨特的審美特征與配合演唱的音樂密切相關。深入細膩地把握詞的審美特征，必須是精通音樂的詞人。賀鑄在這方面頗有特長。他知音識律，對詞之音樂文學的本質特征有深刻的理解。李清照從音韻樂律的角度提出詞“別是一家，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