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間寫有《青海西寄竇三端公》、《經河源軍漢村作》、《臨洮送袁七書記歸朝》等西部詩歌十余首。張祜，有《邊上逢歌者》、《塞上聞笛》、《聽歌二首》詩。吳商浩，有《塞上即事》。馬云奇，“大約在貞元三年??７８７??吐蕃攻占安西后，從敦煌出發，經過淡水，被押送到安西。”??王重民《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編者按??有《白云歌》??自注：予時落殊俗隨蕃軍望之感此而作??、《送游大德赴甘州口號》等西部詩歌多首。
        
    了解了這些情況，我們才能給予岑參一個恰如其分的文學史地位。岑參的邊塞詩不愧是唐代西部詩歌中的一顆最為碩大、最為璀燦的明珠，但詩人在這方面的貢獻畢竟只是發展，而不是“開創”。西部詩歌對于岑參來說，不但前有古人、而且后有來者。

    二、盛唐詩人 有邊塞閱歷者并非“少數”
       
   《新探》為揄楊岑參，而對其他詩人作了曲貶：“從生活閱歷上看，除盛唐少數邊塞詩人確有短期邊地生活經驗??如高適，但其足跡始終未超越西起隴右東至幽并一帶??，此外，多數詩人詩中出現的地名和場景，則純是沿襲樂府舊題，使事用典，借題發揮，借古諷今，有的很難稱得上是貨真價實的邊塞詩。”“盛唐其他邊塞詩人，因為沒有涉足西部，他們筆下的‘玉門’、‘樓蘭’、‘交河’、‘天山’，都是虛擬想像之詞。……正如鄭振鐸先生所說。‘……唐人詠邊塞詩頗多，類皆捕風捉影。他??岑參??卻字字句句從體驗中來，從閱歷里出。’”
        
    上節的摘引是一種縱向的評價，本節的摘引則是一種橫向評價，二者一起構成了岑參西部詩歌的價值坐標圖。關于“縱坐標”的問題已有前論，下面再對“橫坐標”的問題作些分析。
   
    在盛唐邊塞詩作者中，體驗過邊塞生活的人究竟有多少，很難準確考計，但從有關記載來看，人數甚多。唐代戰爭頻繁，征戍成為廣大士人的重要進身途徑。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十七說：“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為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后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盛唐時邊將“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通鑒》卷二一六??，士人從軍出塞蔚然成風。我們這里只能舉些名氣最大的詩人略作考察。
       
    當時以邊塞詩著稱者，有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崔灝、王翰、王之煥等，人稱邊塞詩派。其中高適前期曾三次出塞，在邊塞生活的時間與岑參相近。其中第三次從軍西塞，有時在隴右，有時在河西，寫下了一系列的西部詩歌。后期又曾廁身西南邊塞五年，這樣，就既不能說他的邊地生活為“短期”，也不能說他“足跡始終未超越西起隴右東至幽并一帶。”另外，王昌齡曾出西北邊塞，至少到過蕭關、臨洮等地。
       
   李頎曾出塞至幽、薊、雁門。崔灝曾從軍河西、幽州、河東等地。王翰生平記載約簡，但其《涼州詞二首》卻會自我介紹。第一首“醉臥沙場君莫笑”，景象活現，似乎還不好肯定一定是在邊地，而第二首“秦中花鳥已應闌，塞外風沙猶自寒。夜聽胡笳折楊柳，教人意氣憶長安”，怕不會再生疑義。王之煥生平亦不詳，但據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之煥??墓志銘并序》，他在任文安縣尉前曾沿黃河出游西塞，著名的《涼州詞二首》當即作于此間。岑仲勉先生認為，高適的《和王七玉門關聽吹笛》即是此作的和詩。如此，則說明之煥曾遠到玉門。又高適有《薊門不遇王之煥郭密之因以留贈》，王本人有《九日送別》??“薊庭蕭瑟故人稀”??，可證他又曾游歷北塞。
        
    饒有意味的是，不僅邊塞派的詩人們個個有出塞經歷，即使那些山水田園派的詩人們也幾乎都曾身臨邊陲。這個詩派的成員通常認為包括王維、孟浩然、儲光羲、祖詠、裴迪等。其中王維的大寫山水田園詩是安史之亂以后的事，而在前期，他的邊塞詩成就更為突出。這是與他的邊塞生活體驗有關的。開元二十五年三月，他曾以監察御史身份出使涼州勞軍，遂留軍中，兼為河西節度判官，呆過兩年多，這同高適一樣，都不能說是“沒有涉足西部”。
         
    孟浩然的生平記載簡略，無人提到他曾出塞，但在他的詩集中卻分明有一首《同張將薊門觀燈》，云：“異俗非鄉俗，新年改故年。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然。”面對這樣真切的記述，我們便不能否定他確曾有過薊門之旅。這樣，他的一些邊塞詩也就不同于憑空臆造。儲光羲生平記述亦簡，但他自己卻有《觀范陽遞俘》詩為其幽燕之行作證。他的《哥舒大夫頌德》詩中也說自己“游燕非騏驥，躑躅思長鳴”，再次證實。祖詠有《望薊門》云：“燕臺一望客心驚，蕭鼓喧喧漢將營”，完全是寫實。斐迪，雖曾做過西南邊塞的蜀州刺史，但并未留下邊塞詩篇，則無須多論了。
        
    至于李白、杜甫，大家更為熟悉。李白曾于天寶十一載北游幽燕，杜甫曾于乾元二年西遷出隴，后又從軍西南幕府。他們的大寫邊塞詩都有一定的生活經歷作基礎。除李、杜和邊塞、山水田園兩大流派的詩人之外，盛唐著名詩人中可以判明曾經出塞的還有不少。如：張說，曾任兵部尚書，奉敕出巡北塞，皇帝與群臣賦詩送行，自己集中則有《巡邊在河北作》、《幽州夜飲》等篇。崔國輔，曾于“隴右長亭堠，山陰古塞秋”??《渭水西別李侖》??中與人惜別。張渭，“二十四受辟，從戎營、朔十載，亭障間稍立功勛。以將軍得罪，留滯薊門。”??《唐才子傳》??李華寫有《奉使朔方贈郭都護》，陶翰寫有《出蕭關懷古》。另外，西涼府都督郭知運曾進《涼州歌》數首，西涼節度使蓋嘉運曾進《伊州歌》數首。西鄙人有《哥舒歌》，僧慧超有《逢漢使入蕃略題四韻》、《冬日在吐火羅逢雪述懷》。皆是直接源自邊塞生活。
       
    事實如此，便不能再說“多數詩人”的邊塞詩只是“使事用典，借題發揮”。還須指出，當時大量的東府古題詩寫得十分真切而生動，也未必不是出于邊庭，只是此種寫法已極流行，作者眾多，我們不便明斷罷了。
        
    弄清盛唐詩人的出塞情況，對研究當時的邊塞詩以至詩歌全貌，無疑至關重要。整個唐代，邊塞詩盛興，盛唐尤盛。這種現象的形成是和當時整個社會的尚武風氣不能分開的。眾多詩人的從軍出塞及塞上游歷，正是這一風氣的產物和表征。當時，不僅明皇天子喜好邊功，而且士大夫階層的廣大成員也充滿著對邊功的向往，并影響了整個社會。一時上下激鼓，聲浪甚高，盛唐邊塞詩創作正是在這種熱潮的沖撞下達到鼎盛的。忽視了這一史實，就會失去對邊塞詩的準確把握和深刻理解。鄭振鐸先生評岑參說：“唐人詠邊塞詩頗多，類皆捕風捉影”，這一論斷就是由此失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