寢正室。君主居此，豈不威名遠揚！
　　
    李悝《法經》不是告誡需要改變舊染污俗嗎？秦人與西戎雜居，顯然還保留游牧生活那種全家男女老幼共居帳幕的積習，定居后父母兄弟妯娌同室寢處，難免出現聚麀亂倫。既遷都而建新居，商鞅下令禁止一家各對夫婦“同室內息”，應說促進文明教化。
　　
    用不著再說廢“封建”而立郡縣的歷史意義。商鞅將小鄉邑合并為大縣，由國家直接派官治理，等于取消了宗室貴族對采邑的等級統治特權。因而以往貴族領地的邊界“草萊”，就變成官府控制的空荒地，允許農民開墾，納糧服役都交付國家，不僅使賦稅有章可循，也減少了領主的中間盤剝。
　　
    還有統一度量衡，同樣使農民工匠感到負擔平均，減少因賦稅不均而引發的社會沖突。傳世文物有商鞅量，又名商鞅方升，上刻秦孝公十八年（前三四四）銘文，證明它是商鞅遷都咸陽后鑄造的標準容器。量上還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即秦帝國建立第一年（前二二一）的詔書，足證秦始皇統一度量衡，遵循的是一百二十余年前商鞅創設的制度。
所以，歷史效應表明，商鞅遷都是有深謀的。他首先滿足秦孝公對生前贏得霸主權威的欲望，當然意在借權變法。他接著借遷都迫使秦國宗室貴族脫離權力基地，乘后者在新都立足未穩，取締他們“有土子民”的傳統特權，當然還保證他們只要擁護新體制，仍可衣租食稅。他同時企圖借遷都使庶民營造新家的機會，改變底層社會的戎俗，但直到二千年后，陜甘寧貧民依然因饑寒而全家擠睡一室熱炕，證明他們這一禁令很難實現。他所謂“開阡陌封疆”，固然使墾田和賦稅的數字增加，但國富民窮適成反比，由一個半世紀后，強權較諸商鞅更有力的秦始皇甫死，被驅迫為國家服勞役的陳涉一伙農民，便扯起反旗，即可知商鞅急法的真正效應。
　　
    趙良不幸而言中
　　
    前揭《商君列傳》，不是說商鞅遷都咸陽以后，“公子虔復犯約，劓之”么？劓刑，即割掉鼻子，相傳為虞舜想改卻改不掉的五刑之一，在肉刑中算是較輕的。不過沒了鼻子，誰看見便知此人是罪犯。公子虔既是秦國宗室，又做過秦太子傅，即訓導官，在前已代太子受黥刑，臉上刺了字，這時又觸犯商鞅某種約束，失去了鼻子，更見不得人，時間大概在秦孝公十六年（前三四六）。
　　
    這表明。商鞅盡管將秦國貴族遷到咸陽，但彼輩身在魏闕，心在故都，作為老權貴的領袖，公子虔再度以身試法，遞送的反面信息，不消說是他們的群體仍在抵制這個外來人在本國搞亂的固有秩序。
　　
    商鞅不知他面對的秦國宗室貴族抵制變法么？不然。前揭《商君列傳》，說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之后，就追述趙良見商君的對話。
　　
    這個趙良，顯然也是異國入秦的游士，卻對商鞅被封商君（秦孝公二十二年，前三四0）以前，在秦國舊都初變法，遷都再變法的過程，頗熟悉。他指出商鞅在秦得意，只依賴秦孝公以獨斷權力支撐，卻在相秦以來，“不以百姓為事”，又不斷得罪秦國貴公子，其實危若朝露，因此如不急流涌退，“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亡可翹足而待”。
　　
    且不說趙良是否尊儒反法，只看他預言的商鞅命運，僅過一年，便不幸言中。
　　
    公元前三三七年，秦孝公死了：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那以后，商君在魏秦間逃亡，找不到歸宿，于是跑回商邑，發兵準備北赴鄭國，卻被秦兵越境殺死。“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假如司馬遷所記商鞅的末路屬實，那么只能說這是正言若反。第一，證明商鞅法令已貫徹到秦國邊境，因而旅舍主人，見商鞅拿不出通行證，便拒絕他投宿。第二，證明商鞅到自己的封邑發兵，無非藉以保護自己流亡鄭國，而秦惠王派兵越境追殺，恰好反證商鞅沒有反秦。第三，證明秦軍殺害商鞅后，才將他五馬分尸，因而作為“公子虔之徒”的秦惠王，宣稱商鞅因造反才被車裂，可謂事后追加罪名。
　　
    《荀子》較諸《商君書》可信
　　
    商鞅生前死后，都是爭論的對象。如今傳世的《商君書》二十四篇，內有多少篇章是商鞅遺著？自東漢至明清的學者，都沒有鬧清楚。我比較相信司馬遷《史記》諸篇的記載，并非因為司馬遷“去古未遠”，而是從司馬遷關于商鞅變法過程的矛盾陳述中間，可以清理出來的歷史實相，較諸《商君書》可信。
　　
    怎么見得？我的參照系，首先是《荀子》。據十八世紀的清代揚州學者汪中（一七四四年生，一七九四年卒）《荀卿子通論》及所附《荀卿子年表》的考證，荀況晚年曾入秦訪問，與秦昭王和時相范雎，都有對話；今本《荀子》內的《儒效》、《強國》，便是他與昭王、范雎對話的實錄。爾后在公元前二六五年，荀況自秦至趙，又與趙孝成王和臨武君，就秦國與山東六國的戰爭引出的問題，作過討論，那對話見于今本《荀子》的《議兵》。
　　
    荀況是戰國的儒家大師，西漢列于學官的儒家經傳，大半出于他的傳授。但荀況的學說已在修正孔學，尤其指責子思、孟軻制造偽孔學。因此，荀況雖然號稱儒家，雖然惋惜秦國“無儒”，但對秦相范雎陳述入秦所見，認為秦國從百姓、官吏、士大夫到朝廷，都合乎古之治世的類型，“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就是說，從秦孝公、惠文王、武王到在位的昭王，四代國君對外戰爭無不取勝，并非徼幸，而是定數使然。這個判斷，作于商鞅死后七十二年，可證商鞅變法，將秦國變成一個軍事化的社會，沒有因他被殺而顛覆。
   　
    商鞅不是古典中國變法的第一人。即使說因變法喪生而本人開創的改革事業仍在延續，在商鞅以前也已有先例，如鄭國的鄧析，楚國的吳起。
　　
    當然，從歷史效應來看，商鞅變法二十年，不僅帶領秦國由弱變強，成為戰國七雄中頭等軍事大國，而且如以前有史家形容的，開始把整個秦國改造成一臺“戰爭機器”。
　　
    這臺“戰爭機器”，經過商鞅的遺囑執行人，包括一代又一代跑到秦國尋求致身將相機會的“客卿”，不斷修整，到秦王嬴政即位后已變得非常可怕，很快吞并六國，“竟成始皇”。于是，作為“機器”的設計者，商鞅似乎比同時代的改革家更成功，因而人們對他何以成功的秘密，議論紛紛，也很正常。
　　
    司馬光說商鞅成功在重“信”
　　
    早在公元前二世紀中葉或稍晚，《史記》作者司馬遷給商鞅立傳，便寫了一個故事：令既具，未布，（鞅）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日“能徙者予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