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據《史記》司馬貞索隱，“秦以一鎰為一金”。秦衡以二十四兩為一鎰，五十金合秦制黃金一千二百另四兩。如此重賞，表明商鞅頒布變法初令，認定取信于民，是令行禁止的首要條件。
　　
    時過千余年，與司馬遷并稱中世紀中國史學巨匠“兩司馬”的司馬光，是北宋王朝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領袖，但他在獻給宋神宗的編年史巨著《資治通鑒》開卷第二篇中，照錄了《史記》關于商鞅“樹木立信”的故事，然后大發議論，不妨錄以備考：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于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純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于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司馬光以史論為政論，借古史教訓北宋六世青年皇帝，重申孔子所謂治國三原則，即寧可去食去兵，也要說話算話，“民無信不立”，那是非屬于另一問題。這兩段引語表明，自秦漢到唐宋列朝統治者至少形成一個共識，就是內政外交都依賴一個“信”字。信者，誠也。《論語》開篇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便出現了六個“信”字，特別強調“信近于義”，足證在商鞅以前許多年，無論人際關系還是國際關系，相互信任已是交友結盟治民睦鄰的第一要義。
　　
    商鞅不是法治理論的首倡者，卻是法治實踐的表率。他在秦行法，逢到太子犯法，也曾困惑過，卻在向人情讓步的同時，還是力求護法。倘注意他歸罪于太子教唆犯的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庶兄，便可知對此人施以黥刑，在秦國特權貴族中引發的恐懼。
　　
    商鞅變法成功的訣竅，如清末章太炎哀悼戊戌變法失敗所著《商鞅》一文所論證的，商鞅已意識到法是制度的總稱，變法就是變革傳統政治體制，因而法立就不容動搖退縮，“雖乘輿亦不得違法而任喜怒”。在這里，應說秦孝公值得稱道。因為他任用商鞅變法以后，在秦史上便似乎銷聲匿跡，令人感到商鞅已成僭主，視國君如傀儡。只有當他英年早逝，秦國政局徙變，權勢顯赫的國相商君竟然棄職潛逃，人們才得知這位秦孝公是商鞅變法的權力推手，沒有孝公就沒有商君。
　　
    所以，商鞅變法，首重取信于民，體現秦孝公賦予商鞅信任為先決條件。中國史家常常悲嘆“人亡政息”，從商鞅在秦孝公死后，立即由叱咤風云的權相，化作自己炮制體制的最大犧牲，或對這個體制的可“信”度，有深一度的了解。
　　
    商鞅為何非死不可
　　
    商鞅死了，商鞅在秦國兩度變法的效應，仍在發酵。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商鞅為何非死不可？
　　
    沒有了秦孝公的權力支持，固然使商鞅頓失怙恃，但商鞅不是已將秦國變成一個大兵營嗎？秦孝公當然是統帥，但商鞅是久已實權在握的總參謀長。孝公死，太子立，統帥易人，意味著統帥的侍從大換班，但正式相秦已逾十年的商鞅，權勢怎會頃刻瓦解？唯一解釋，只能是商鞅沒有掌握實權。他將秦國軍事化，自上而下灌輸“以力兼人”的理念，所實行的一切變革，都以樹立君主權威為鵠的。秦孝公很樂意享受君主權威節節高的尊榮，因而商鞅的實權，既以君權絕對化為資源，說穿了便是狐假虎威。一旦虎威易主，新狐代替舊狐，商鞅不落荒而逃，才是怪事。
  　
    前引趙良痛說商鞅投機史，說他巴結宦官起家，相秦后又“不以百姓為事”，極力討好秦王，與秦國貴公子為敵，“是積怨畜禍也”。所謂“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你商君還不立即被“收”？那時秦孝公才年逾不惑，商鞅有理由不信趙良警告。
　　
    豈知商鞅才獲封商洛十五邑，“南面而稱寡人”，未及兩年，秦孝公便死了，他立即成為公子虔團伙的緝捕對象。
　　
    在商鞅被五馬分尸以后七十二年，荀況自秦返趙，與趙孝成王及臨武君“議兵”，陳述在秦觀感，便說出了對秦昭王及其相范雎沒有直說的話，以為秦國不足畏，理由呢？據荀況說，秦國由孝公到昭王四世，君臣唯知“以力兼人”，受害的首先是秦國士民，普遍畏懼權威，盡管人人都有“離心”，卻聽從當局驅使，充當對外攻城掠地的工具，“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
　　
    因而荀況便說出那段千古傳誦并引發不絕爭議的名言：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從司馬遷到章太炎的商鞅批評史
　　
    很難用幾句話來描述商鞅的為人。
　　
    他原是魏國公族的賤支子孫，跑到魏國充當貴族家臣，得知魏王無意用他，又投奔秦國靠與閹宦拉關系而叩開宮門，這在當時已屬“小人”行為。然而獲得秦孝公信用，他要求法令必行，強調“以刑止刑”，卻以制造恐怖作為“止刑”代價，“步過六尺者有罪，棄灰于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余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甚至民眾改變態度稱贊法令，也被他斥作“亂化之民”，一概流放邊城。他的確打擊了心懷怨望的宗室貴戚，但顯示法無例外的同時，也如前述是對帶頭犯法的太子曲為庇護。
　　
    按說執法應該無所畏懼。但論者往往忽視司馬遷復述的一個情節，即趙良對商鞅說的：“君之出也，后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沒有重兵保護，便不敢出門，可見商鞅對自己打造的鐵幕也缺乏信任，如趙良所說“危若朝露”。
　
    因而商鞅在秦行法的主客觀矛盾，便成為后人爭議的歷史問題。司馬遷肯定商鞅變法導致秦人富強，卻否認商鞅為人，說他“少恩”，“其天資刻薄人也”。
　　
    那以后，關于商鞅的爭論一度變得很激烈。例如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著名的鹽鐵會議上。由于武帝晚年實行的鹽鐵酒類專賣政策，將國民生產和消費的主要資源歸政府壟斷經營，導致農工商業都發生危機，人心浮動，政權不穩，被漢武帝臨終時仿效周公輔成王故事而指定為首席執政的大將軍霍光，被迫召集郡國賢良文學與朝廷主管理財的桑弘羊等權貴對話，結果變成對商鞅變法以來秦漢中央集權體制的歷史清算。來自民間的郡國文學從指控鹽鐵專賣危害國計民生，到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