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商鞅是禍首，而代表官商結合體制的桑大夫，則全盤肯定商鞅變法導致國富民強，“功如丘山”。于是商鞅的變法效應和個人品格，變成是一非二的問題，由此出現的“評價”二元對立，主要體現帝國政權與郡國的利益糾葛。用所謂儒法斗爭作為判斷這二元對立的是非基準，是反歷史的。
　　
    歷史提供的續例，便是擊敗霍光家族的漢宣帝，說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但在意識形態上仍利用而非否定儒學。他親手培養的一名漢家新“儒宗”劉向，便回到司馬遷，宣稱商鞅雖私德有虧而公德可嘉，甚至稱道商鞅自任秦相，便“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所以秦孝公得成戰國霸君，秦歷六世得以兼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爾后很長時間，商鞅又成治國圖強的一個楷模。三國蜀漢諸葛亮，便教訓后主劉禪，要他讀《商君書》。
　　
    商鞅的法術和人品再度受非議，是在北宋王安石稱道商鞅變法而“百代遵其制”之后。但非商鞅的司馬光，也曾對商鞅信賞必罰作了很高贊揚，而蘇軾否定商鞅的權術，也并非為了“尊儒反法”，相反倒是影射王安石的“尊孟”口是心非。古怪的是，時至南宋，朱熹、陸九淵兩派，都自命“孔孟之道”的原教旨主義者，但都很少提及商鞅其人其法。回避也是一種態度。我曾指出，從程頤到朱熹一派道學家，在政治上都反對王安石變法，在經學上卻屬于王安石新學的“遺囑執行人”。由他們回避對商鞅歷史是非表態，似可為拙說一證。
　　
    這里不必再提清乾隆間成書的《四庫全書總目》，于子部法家類小序，只說刑名之學已為“圣世所不取”，“關于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而正文《商子》提要，僅考世傳《商君書》，“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論，以成是編”，暗示內容不可信。
　　
    當然，關于商鞅的爭議必將延續。百年前發生戊戌變法，康有為譚嗣同等痛斥商鞅，表明這回變法并非追求君主專制，卻引發章炳麟力求復原商鞅歷史實相的諫諍。
　　
    如今時過境遷，再來討論商鞅變法和他的為人，理當走出忽褒忽貶的傳統循環怪圈。倘能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商鞅的歷史實相，也許更有利于這段變法史的認知吧?【原標題：商鞅為何非死不可：將秦國變軍營但自己無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