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a這個概念，對民族主義的形成很關鍵。這個詞一開始就指代的是小村小鎮這樣的聚落，是一個人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并且特別蘊涵著自己的權利要由自己的patria的鄉親來界定的觀念。即使是中世紀英格蘭鄉村的一個農奴成了被告，他要由自己鄉親構成的陪審團(許多成員就是農奴)判決是否有罪。他如果能夠找出幾個證人(哪怕是農奴)宣誓證明他的話是真實的，就可以被判無罪。其中一些農奴掌握了相當復雜的法律技巧，欠了領主的勞役、財物，或者侵犯了領主的利益，領主幾次告居然也告不倒。如果阿Q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的一個農奴，他當然不會是魯迅筆下那種人物，當然會具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在這個意義上，至今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還不具有中世紀英格蘭農奴的權利。他們怎么可能不冷漠？
　　
    當今中國展開的村民民主選舉，是恢復共同體功能的歷史性的一步。不過，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種種混亂，也說明國家權力替代了共同體的自治功能時間太久后，社會自我組織能力已經萎縮到了什么地步。鄉村秩序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讓農民真正具有權利來處理家鄉的公共事務。他們必要時可以雇用知識分子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但知識分子絕無指導他們的權力。我相信，基層民主和鄉村自治這一進程如果能夠不受打擾地進行下去，將比任何所謂知識分子的精神對中國文化的復興都更有意義。
　　
    儒家啟蒙主義
　　
    儒家啟蒙主義，有賴于把孔子的學說和英國啟蒙主義傳統相銜接，培育和發展我們社會中的“德”與“仁”，即“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和“社會情感”(social　affections)。我這里更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德”與“仁”的培育和發展，必須基于面對面的小社區中共同體成員之間的親情和紐帶，以及同舟共濟的一體感。
　　
    在我看來，回歸基層社會的共同體精神有兩個過程，一是體制上的，一是道德上的。如今在市場經濟的改革中，政府要從社會中退出。這種退出，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表現為給企業或個人的經濟行為更大的自由。這導致了中國經濟奇跡般的起飛。但是，僅僅做到這一點，并不能擺脫我們失敗的歷史。要知道，明末以來，中國發達地區的經濟，在自由度上與今天相比并不遜色，也創造了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所有這些都未能避免日后的失敗。要突破我們歷史的局限，就必須再往前走一步，給基層社會共同體以更大的自治權利，比如農村基層選舉的展開，城市內擁有房產的業主的社區自治，工會和各種行業協會的自由組合，等等，都將刺激共同體的成長。這樣，各種大大小小的基層共同體，就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構筑起對個人權利的第一保護層，對外可以集體和國家權力討價還價，對內可以培養人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能力，培養同舟共濟的共同體成員之間彼此的責任和情感。
　　
    在道德上，這種“德”與“仁”的精神資源，絕不能從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中獲得，而必須在小民百姓中挖掘。我一貫認為，知識分子代表了中國文化傳統中最丑惡的成分。他們本質上都是韓非理想中的法術之士，自以為掌握著某種國家理性，總想著獲得超越共同體自治的權力、干預老百姓的生活。錢穆和魯迅，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在人格和學術上都屬于保守派或激進派之中的佼佼者。但錢穆對中國歷史的吹噓，如同癡人說夢；他對西方民主和中國傳統不相融的判斷，也早已被東亞民主化的進程所否定。而魯迅對老百姓的冷血，更不應該在未來中華文明中有任何位置。知識分子的精神被君主專制腐蝕至今，幾乎無藥可治。
　　
    惟一的出路，就是向最基層的小民百姓學習。正如我在《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書中所指出的，日本現代性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江戶以來一系列知識分子把眼光轉向民間。比如日本國學派大師本居宣長，強烈推動日本文化從中國文化的影響下獨立。但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雖然到了徹頭徹尾地激進，對孔子卻幾乎不置一微辭。或者說，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是因為這種文化背離了孔子的精神。本居宣長自稱“小人”，著力從民間挖掘小人之德。后來明治年間的人類學家柳田國男，則認定“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和上層社會已經不存。他于是走遍偏遠的農村，試圖記錄和保存這種精神。在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幾年前的一起礦難中，井底一個礦工臨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給身邊的同事。這位幸存的同事最后把帽子轉交給了他的妻子。妻子拿到帽子，見上面寫著幾行字：“孝敬父母，帶好孩子，還張主任200塊錢……”另有湖南老漢李紹為，為了把客死異鄉的同鄉帶回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義與忠誠，感天地泣鬼神。這里的文化精神，在知識分子里哪里還找得到？畢竟中國社會很大很深，官僚機構和國家權力即使不斷侵入，也有鞭長莫及之處，所以這種小共同體內同舟共濟的道德情操，才在最基層幸以保存。孔子及其門徒的許多言論，都是旨在保持小共同體內的親情和道德規范。這是常常為歷來的孔子研究者所忽略的，也是我所謂的儒家啟蒙的最可貴的精神資源。
       　
    儒家的“小”和“大”
　　
    先秦儒家所強調的地方社會中的道德情操。所謂“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都是由“小”及“大”，從面對面的社會中人與人彼此之間的道德承擔，探索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社會基層共同體的自立、自足、免于外來權力的干預之精神，本是儒家的根基。儒家的入世精神，首先在于積極參與基層的公共事務、解決具體的問題、創造生命共同體的能動性。如果說儒家有什么現代意義的話，這恐怕是其最重要的現代意義之所在。
　　
    全球化的進程，對世界各地的基層社會都提出了挑戰。人們不得不思考：那些跨國企業，如果對任何地方社會都缺乏責任和承擔的話，是否會腐蝕基層共同體的自立？我們是要一個人與人每天早晚問安、彼此關照的步行街，還是要一個沒有面目的汽車疾駛而過、車輪濺起的污水潑到了行人身上的大馬路？怎樣讓效率和理性服務于我們的道德情操？怎樣使全球化的進程強化而不是削弱面對面社會的親和力？當你在弄堂里開一個小餛飩鋪、為你的鄰居提供早點時，任何一個孩子吃了你的東西后得病，你都會感到羞恥、內疚，在街坊鄰居面前抬不起頭。但是，當你制作的產品漂洋過海、在一個你事先不知道名字的國家毒死了幾個兒童時，這些無辜的生命對你而言就是幾個干巴巴的數字。你要算的是賠多少錢、丟了多少生意。人的面目消失了。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怎樣建立直面一個生命時所應有的感情？孔孟之學，正是誕生于一個面對面的社會急劇轉化為背對背的社會的時代，一個溫情消失、冷血的理性統治的時代。這與我們面臨的時代是何其相似？他們為之而掙扎的問題，也是困惑我們心靈的問題。【原標題：從中國文化的失敗看孔子的價值儒家的小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