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猜想為帝星

　　當黃昏送走天邊最后一抹云霞，一個斑斕的銀河世界便悄然降臨了。

　　站在濮陽西水坡水庫的岸邊，徜徉于浩瀚的星空，那身背獵槍的老人，那擺動巨尾的天蝎———神秘而多彩的星空，總在勾起我們的無限遐想。但我們或許并不知道，或不敢相信，我們的祖先對星漢世界的了解其實一點兒也不在我們之下(當然不包括那些傳承歷史開創(chuàng)未來的天文專業(yè)人員)。清代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nóng)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萬仞之上的星空，是“人間萬姓仰頭看”的作息時間表。“七月流火”之“火”，即“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是古人確定季節(jié)更迭的一顆“標準星”，而在我們之中，又有幾人能在天空中找到它的方位，讀懂它所傳遞的信息呢？

　　在濮陽，在6500年前，我們的先人就把天空讀了個滾瓜爛熟，創(chuàng)造出人類科學史上的一個奇跡。他們在西水坡45號墓中，以蚌殼擺塑圖像及其獨特的墓穴平面圖，將自己“觀天察地”的成就闡述得美奐絕倫。而今天，我們能發(fā)現(xiàn)并讀懂先人留給我們的這部“天書”，這也該算是一種幸運了。

　　1987年秋天西水坡45號墓揭露之時，正值中國殷商國際文化研討會在安陽舉行，有些學者聞訊前往參觀，“均傳為奇覯”，它“新奇獨特，前所未見，確足令人驚詫”。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在《西水坡“龍虎墓”(即西水坡45號墓，記者注)與四象的起源》一文中寫道：“回憶去年(1987年)秋冬，凡接觸到西水坡45號墓材料的人，不管是親自參觀還是看見照片，都自然而然地聯(lián)想到后世長期流傳的青龍、白虎。可是后來，從報上新聞到發(fā)掘簡報，沒有涉及這一點。揣想其原因，似乎不外這樣幾點：一個是墓室外面又有不同的龍、虎及其他動物圖形，而且整個遺址發(fā)掘尚未結(jié)束；另一個是不少人認為青龍、白虎的觀念起源甚晚，甚至說‘是秦漢之后的產(chǎn)物’(中國天文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頁)，以之比附史前時期，恐怕太危險了……可是，45號墓蚌殼圖形和青龍、白虎之相似，實在是太明顯了……至于墓主腳下的三角形，方向是正北，我們不妨猜想為帝星(北極星)……”

　　但李學勤接著又說，研究上古的課題“不涉于憶想，是很困難的”。

　　●馮時發(fā)現(xiàn)是北斗

　　李學勤不愧為中國學界的“北斗”，他的自稱“也許能算作一次小小試探罷”的短文，催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這個當時剛剛30歲的“不畏龍虎”的“大孩子”道出了驚天動地的學術真諦———“李學勤猜想”被馮時證實，不過對其稍有糾正———45號墓墓主腳下的三角形不是帝星，而是北斗。

　　在中國傳統(tǒng)天文學體系中，帝星地位極為重要，但與帝星密切相關的北斗七星，卻終年不沒入地平線，它“斗轉(zhuǎn)星移”，猶如掛在北天的鐘表，北斗斗杓就是那指示時間的表針。在古代，北斗七星一直被作為時間的指示之星。

　　以帝星和北斗星為基礎，古人把浩瀚的星空劃為五個宮，就是中宮和東、南、西、北四宮。中宮的主要星象是北斗七星(也稱極星)，東西南北四個宮則管轄著二十八宿，又稱“二十八星座”。為了便于識別和記憶，古人將四宮分別想像為一種動物，即東宮像蒼龍，南宮像朱雀，西宮像白虎，北宮像玄武，這就是今天人們常說的“四象”。

　　二十八宿在天文學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學術界有人認為它起源于巴比倫、印度等，有人認為它是中國的特產(chǎn)。夏鼐認為它起源于公元前六到八世紀的中國，但由于缺乏出土實物的證明，一直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難以取得共識。

　　難道“四象”真的是漢儒的附會？難道中國二十八宿最早只能上溯到公元前六到八世紀？

　　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蓋星圖中左青龍、右白虎與二十八宿的同時出現(xiàn)，證明“四象”并非漢代儒家的附會。曾侯乙墓的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這表明至遲在公元前五世紀初中國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體系。二十八宿體系的形成需要相當漫長的過程，它的源頭在哪兒？

　　1987年，西水坡45號墓被揭露，一位身高1.79米的男性墓主頭南腳北地仰臥于墓中，周圍是三具人殉。特別奇怪的是，在墓主骨架兩旁有用蚌殼擺塑的圖形，東方是龍，身長1.78米，西方是虎，身長1.39米，龍虎頭的朝向均為北，而腿則均向外。墓主的腳下，有一個用蚌殼擺塑而成的三角形，與三角形連在一起的，是兩根人腿骨，腿骨指向東方，指向龍的腦袋。另外，在45號墓室以外的同一層位上，還有兩處用蚌殼擺塑而成的龍、虎、鹿等動物圖形，這兩處圖形和45號墓在同一子午線上。該墓葬的年代，無論從考古地層學上推斷，還是用碳14測定，都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

　　“在當時公開發(fā)表的考古簡報繪圖上，墓主的腳下有蚌殼排列而成的三角形，還有兩根腿骨，但照片上為什么沒有人腿骨呢？”這一不太讓人注目的細節(jié)卻惹來馮時的極大關注與猜測，他拜訪當時主持西水坡考古發(fā)掘的孫德萱后得知，由于種種原因，在發(fā)掘西水坡45號墓時出了不少意外，許多極為珍貴的信息丟失了，其中兩根腿骨就不翼而飛。“兩根腿骨找不到了。當時人多，認識也不夠。”孫德萱說起這事遺憾得不得了。

　　“沒有證據(jù)，就不好意思胡說了。只有龍虎，你硬說這就是四象中的兩象，誰服氣你的說法呀！”馮時說，“要論證墓主腳下的東西是北斗，證死它，就不能沒有這兩根腿骨！”馮時在孫德萱這兒獲得的信息，也算是一種“失而復得”吧。

　　●斗杓為何是人骨

　　為什么這兩根腿骨如此重要呢？話還得從頭說起。

　　有了這兩根腿骨，墓主腳下的蚌塑三角形和人的兩根腿骨組成的圖案，就是一個明確可視的北斗圖像。蚌塑三角形是斗魁，其東側(cè)橫置的兩根腿骨就是斗杓，唯如此，這個構(gòu)圖才完整起來。

　　為什么斗杓用人骨而不用蚌殼呢？《周髀算經(jīng)》中說：“……髀者，股也……髀者，表也。”古人最初認識的影子只能是自己的身影，他們也正是通過對自身影子的認識，最終學會測度日影的。髀是古人測度日影的表，它的本義就是人骨，換句話說，用人骨測影是髀的原始含義。北斗斗杓用人骨來安排，顯示的正是古人觀念中觀測北斗與測度日影的綜合關系———晝測日影而夜察北斗。

　　用人骨做北斗斗杓，同時也強調(diào)了以人為犧牲的祭祀含義。6500年前，古人找到了北天極，并把它看做宇宙的中心去崇拜，而以人為犧牲是古人崇拜北斗、臣服大自然的最好方式。而這種臣服，則是“天子”、“天朝”等觀念的源頭———“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xiāng)。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jié)度，定諸紀，皆系于斗。”(《史記·天官書》)文中的帝，顯然是天帝，而人間的帝王是天帝的代表，兩帝之間通過“天垂象”、“巫祝(信使)”往來溝通。

　　回首望，再看那“中華第一龍”薈萃于斯，西水坡45號墓何其壯哉！

　　在司馬遷看來，斗是宇宙運行的中心點，斗也可能是6500年前的天極———天極也稱太極，從八卦的發(fā)展程序看，太極生兩儀……西水坡45號墓的龍虎無疑是兩儀，兩儀的產(chǎn)生說明當時人們在方位上已能分清東(朝)西(夕)、在季節(jié)上已有春與秋、在空間上已有天與地的概念，但在6500年前那個仰韶文化時代，“四象”是否已經(jīng)形成？

　　再揭去一層神秘的薄紗，你將驚奇地發(fā)現(xiàn)濮陽西水坡45號墓向我們展示的答案是何等的令人稱奇！

　　濮出圖，龍吟虎嘯動天下

　　1998年盛夏，著名考古專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在看完濮陽西水坡考古發(fā)掘后，激動地對主持該工地發(fā)掘工作的孫德萱高聲大叫：“老孫，拿紙來！”就這樣，鄒衡“一氣之下”把“中華文明淵源有自，龍虎俱在鐵證如山”宣泄在空空如也的白紙上。

　　在西水坡考古發(fā)掘之前，中國殷商以上的天文學曾被中國的“疑古派”和外國的“疑中派”視為一張白紙，特別是外國的“疑中派”總是尋找各種借口，強調(diào)中國文化自西而來，認為咱們最傳統(tǒng)的“四象二十八宿”也是從印度、巴比倫或埃及“偷”來的。

　　濮陽西水坡45號墓墓穴平面圖被確認為天文圖后，這些人再不胡說八道了。如今，“濮陽天文圖”已被載入中國科學院原院長盧嘉錫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第一章第一節(jié)，在該書上，這“新的一頁”卻寫了7頁。“濮陽天文圖”讓中國天文可考的歷史一下子提前3500多年，它比之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在埃及金字塔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天文圖還要早2000多年。

　　“濮陽天文圖”的橫空出世，是震動世界的大發(fā)現(xiàn)。它也同時告訴我們和世界：現(xiàn)在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但遠古時代的中國是在離開世界的情況下獨立發(fā)展起來的。

　　●北京調(diào)走“第一龍”

　　西水坡出土的三組蚌塑圖如今靜靜地躺在濮陽市戚城公園(景區(qū))專門為其建造的“中華第一龍”展廳里，而在西水坡發(fā)掘的瓶瓶罐罐、人頭蚌殼則堆滿濮陽市博物館的倉庫，孫德萱和北京大學的博士后，還有這兒的工作人員目前還在整理研究這些不會說話的資料，并企盼它們有一天能“開口說話”。

　　現(xiàn)在到西伯坡水庫邊尋找遺跡的人，只能看到一片汪洋。

　　“這兒的西水坡45號龍虎墓是復制品，是我做的，河南博物院的那個缺人的龍虎圖案，也是我親手復制的，真品被國家博物院(原中國歷史博物館)調(diào)到了北京。”孫德萱對記者說，“198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找我談話，說‘老孫，我如果把你的三組(蚌塑圖)都調(diào)走，不近情理，我只調(diào)你一組，你還有兩組，比我的還多一組呀！再說，我這兒是代表國家的，不能沒有它，它在這兒也總能宣傳你濮陽呀！’”孫德萱想軟硬不吃，省文物局也一直說“不送！不送！”他接著說：“后來國家文物局給省里(文物局)下最后通牒，說‘你不送，中央領導來審查展覽時，我就給你空天窗。’”無奈，只好把它送到了北京。

　　孫德萱說，他很傷心，從此再沒有進過國家博物館的大門，也再沒有與他發(fā)掘的“中華第一龍”見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