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創建于北魏年間的鞏義石窟寺,經歷了千年的歷史變遷,保存了許多碑石資料,記錄了活動在鞏義的各色人物。上至皇室下至平民,都在這個寺院里留下了不滅的足跡。因此,考察鞏義石窟寺的石刻材料對石窟寺以及鞏義的歷史都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鞏義;石窟寺;石刻;價值;鞏縣志

    [中圖分類號] K87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4738(2010)02-0059-04

   鞏義石窟寺位于鞏義市西北方向,背依邙山(此段被稱為大力山),面臨洛水,是“溪霧巖云的幽棲勝地[1]33”。目前作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窟寺也為帶動鞏義市的旅游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

    鞏義石窟寺創建于北魏孝文帝時期,當時稱希玄寺,唐代改稱凈土寺,清代改稱石窟寺,相沿至今。現今留存五個石窟、三尊摩崖造像、一個千佛龕和二百多個小龕,另外還有很多歷代造像題記和銘刻。據陳明達考證,第一、二窟是為宣武帝和胡太后所造,開鑿于熙平二年(517年)至正光四年(523年)。第三、四窟是為孝明帝、后所造,開鑿于熙平二年(517年)或稍后至孝昌末年(528年)。第五窟很可能是為孝莊帝所造,開鑿于永安二年(529年)至永熙年間(532—534年)[2]19-20。

   鞏義石窟寺現存的各個石窟,向人們展示了北魏時期的雕刻藝術。其“雕刻規模雖小,雕刻內容的豐富、精美,并不亞于云岡、龍門……云岡、龍門、鞏縣石窟寺,實在都是北魏一代集中國家人力物力所開鑿的石窟,起于大同云岡,繼以龍門賓陽洞,終于鞏縣石窟寺。年代蟬聯,一脈相承。把三處雕刻聯系起來,才能完整地了解此一時期的雕刻藝術,探明它繼承發展的歷程[2]1。”北魏時期的鞏義石窟寺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由此可見。而寺中的石窟造像大多成型于宋代之前,明清有過重修記錄,至民國年間,毀壞已經比較嚴重,當地士紳引起注意,于1937年樹立了一塊石碑來保護殘破不堪的石窟寺[3]。新中國成立之后,才有了專業全面的整理和維護,從而使石窟寺得以重現其光輝與魅力。

    雕塑出來的佛像、人物、花飾,銘刻在碑石上的愿望、名字、事件,都為石窟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經歷了一千多年的風雨洗禮,其間的人來人往依然可以明晰。在北魏皇室的造窟活動以外,有其他朝代的整修碑記,還有名流雅士的游玩題記。而諸多造像碑記中,就造像功德主,有僧侶、官員、平民,男女老少沒有顯著界限。就造像目的,有為皇室官員歌功頌德,有為父母家人祈福求安,表達或真誠或虛偽的祝愿。從銘記中可以看出石窟寺里各種各樣的人物關系,考察這個小小的寺廟對人物意識的記錄,從而可以窺探石窟寺所承載的社會歷史變遷,信手拈來的也是千年以來鞏義歷史的小片段,亙古的石刻文字有其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一、 寺中人際關系的牽連

    鞏義石窟寺保存了很多碑銘,其中有些篇幅較大或較為突出的記錄,描述了寺僧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不僅可以看出個別人際關系的表現,而且折射了石窟寺在當時的地位和重要性。

    有北宋紹圣三年(1096)的“宋西京鞏縣大力山十方凈土寺住持寶月大師碑銘并序”,記錄了當時寺中住持寶月大師的經歷。“師法諱惠深,姓楊氏,趙州柏鄉人……嘉祐初入洛,禮囗囗囗為僧,云寶等與鞏之官屬邑眾請住凈土……至皇祐四年,囗囗敕賜十方之額。初有廣和尚者住持,未久遷謝,師繼之,慨然有志興葺。檀信之士聞風鄉臻,始營前后僧堂并廚共二十八間①”。“鞏之官署邑眾”專門邀請寶月大師來住持凈土寺,帶領眾人在前人基礎上將凈土寺重新整修,一待就是三十年。他在當時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大師,能夠與民眾和官署和諧相處,并不負眾望,得到北宋皇室的重視。熙寧六年(1073)慈圣光獻皇后“賜銅鐘大小二顆,付西京鞏縣十方凈土寺僧惠深②。”元豐七年(1084)宋神宗派遣二中使與內典賓樊夫人給他一個御前劄子:“劄子付僧寶月大師惠深。西京十方凈土寺山主僧寶月大師惠深為年高,今后每遇赴京師同天節齋會,特許乘坐兜轎往來。付惠深準此。元豐七年二月日③。”寶月大師先后得到皇后與皇帝的饋贈,在當時可謂是榮耀至極。他的特權被皇室明文批準,他與皇室關系的密切程度顯而易見。由此可知北宋時期凈土寺的地位是很高的。除去寶月大師的個人功勞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理位置上的優越性:當時的鞏縣被稱之為西京,距都城開封較近。而它更是北宋皇陵的所在地,引起各代皇帝的重視也就不難理解了。

   鞏縣凈土寺繼之在金朝統治下,依然延續了其旺盛的香火。金大定十九年(1179)碑文記錄了鞏縣縣令牛承直的《題石窟寺韻》:“老去尋山意漸便,興來登覽獨怡然。僧歸禪榻香凝帳,人喚漁舟晚濟川。清洛冷光浮巨棟,靈崧積翠拱中天。公余底事頻來此,民遠官刑不用鞭”。詩中寫道牛承直經常來往于凈土寺中,他與寺中僧人應該比較熟識,從而才有寺僧一并五人為其立碑銘詩④。興定四年(1220)也有幾位官員來到寺中,留下了“金石窟寺摩崖碑記⑤”。還有一位方丈住持叫祖昭,他同樣受到金代皇帝的尊重,同樣享有坐轎出入內宮的特權⑥。興定三年(1219)祖昭受到金帝邀請到中京參加祝禱⑦。兩年后(1221),祖昭又在奉國將軍鞏縣主簿權縣事紇石烈的主持下,在凈土寺立了“十方凈土禪寺方丈遺軌”,記錄了對凈土寺的部分修整⑧。作為少數民族的金朝,統治北方的時間較短,民眾的思想意識并不會急速扭轉,況且其延續了北宋的一系列政令和作為,禮佛尊佛不僅成為金人學習的一個方面,同樣可以作為金朝安定民心的一項措施。

    皇室和官員通過與僧人交往,表現出了接近民眾的傾向,盡管有些并非出于本意,但是畢竟有過一些政令和行為下達到了寺院中。此種關系里,僧人作為一個中介,石窟寺則是一種載體,承載了古代社會里上層與下層之間或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和影響。對于信徒和民眾給予心理慰藉和物質刺激的同時,也對寺院的維護與保存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 女性自我意識的表達

    鞏義石窟寺的碑石文字中,女人是不可忽視的。作為虔誠的佛家弟子,她們是很多造像的功德主。當時的簡明愿望被刻在石頭上——或為亡靈祈禱,或為家人祝福,或為祛病除災,或為自身安然。

    如有東魏天平三年(536)鞏縣尉妻為其父造像⑨,北齊天保二年(551)六月二十三日,“清信士女佛弟李奴造像一區,愿弟子早得解脫憂苦,愿愿如是⑩。”唐龍朔元年(661)四月八日“鞏縣河濱鄉楊元軌妻王,上為皇帝陛下,并為亡考妣及兄弟姊妹等敬造釋伽無尼佛一區,合家供養佛時(11)。”有不明年代的干妻張氏造像由她和兩個兒子一起供養(12)。不同時代的女性在鞏義石窟寺中造像祈福,她們讓人刻下這些字的時候,并沒有想到要留名千古的,僅僅想要自己的愿望得以實現,真誠簡單地訴說給佛聽而已。

    唐龍朔二年(662)四月十日“曾廓仁母游婆為男廓仁入遼,愿平安[1]9”。其后不久四月十八日,也有陳婆帶領女眷為其夫入遼造像祈求平安[1]9。從這兩條題記來看,在唐代的龍朔年間,鞏義的男性有征兵入遼的,可能與當時唐朝同高麗、百濟在朝鮮半島的戰役有關(13)。而男性在征戰沙場的時候,留在家中的女性心理可想而知,她們思念擔憂之外,唯一能做的只是祈求平安,然后默默地等待。

    在《鞏縣石窟寺石刻錄》收錄的94種唐代碑記中,有關女性的記載就有如下30種:韓萬迪妻,楊元軌妻王,史行威母侯婆,曾廓仁母游婆,陳婆帶家眷,慕容懷安及妻,魏處旻家,左禪師妻馬,囗玄囗母戴及家人,孫奉義妻靳,張養妻史,蘇承林及妻,元大娘,種玄囗妻,嚴妻囗囗,蘇沖生與妻,路厲節妻,韓萬迪及妻,李光嗣妻王,魏師妻張,囗囗瓚妻,魏師妻王,成思齊兄弟及姊妹,種行高妻朱,魏師德妻田姊妹三人,囗囗尉妻,劉囗囗妻郭,王二娘,女弟子蘇氏,女弟子李氏。其中,龍朔二年(662)魏處旻一家十四個人的造像題記中提及的女性就有七位。

    歷代的造像題記中,唯獨唐代銘記的女性最多。她們通過在石窟寺中造像,從而借助信仰的力量來表達自身愿望,為亡人超度,為生人祈福。在造像署名時,有三種情況:為人妻者,為人母者,自己的稱呼。可見在開放的唐代社會中,很多女性可以走出閨房,與家里的男性共同進行一些社會活動。男性也有輔助女性實現愿望的意識,所以他們才出資贊助自己的妻子或母親或姊妹在石窟寺造像立碑。也有少數女性,她們的造像題記與其他有所區別,如上文提到之元大娘、王二娘及兩位女弟子,僅是以女性個體出現的,祈求的多是全家平安,沒有刻意提及男性及其關系。從這些角度來說,唐代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比較高的,可以更加自由地表達自主的意愿。

    通過石刻的文字,女性們主動地將內心的感覺外化出來,有不安和擔憂,也有滿意和知足。除了佛教徒的大慈大悲之外,女性的意識都局限在自己身上,再者就是圍繞著家庭,從來沒有走出這個小集體而放眼更廣。只能說在男性話語權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女性即使有個別階段表現得積極或開放,卻依然擺脫不了依附性的社會地位與角色。

    三、 石窟寺社會功能的轉變

    上文已提到寺中幾個石窟都成型于北魏時期,北魏當時已經遷都洛陽,鞏義是其重要的軍事據點[2]17,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閱武于小平津[4]180”,景明二年(501)宣武帝也曾“幸小平津[4]538”。這里所指小平津即在鞏義西北地區①,北魏皇室在此周圍建造石窟寺也是理所當然了。因此石窟內雕刻有規模宏大的帝后禮佛圖,其風格與洛陽龍門石窟的北魏風相承相襲。再者,現存的北魏石刻中,僅出現個別寺僧的題記,平民造像題記寥寥無幾。由此不難推知,鞏義石窟寺在北魏時期,應該是皇室貴族禮佛祈愿的場所,民眾對此只能望洋興嘆。

    隨著北魏政權的衰落,鞏義石窟寺的受眾開始擴大,平民信徒開始頻繁地光顧,于是出現了很多平民寄托愿望的碑石。如北齊天保二年(551)四月三日左宣等兄弟三人造像,祈求“聰明知惠②”。 同年四月十一日,惠鳳造像“愿弟子聰明知慧③”。還有“學心開,問一知十④”的愿望。以上是祈求聰明才智的記錄。北齊天保二年(551)四月八日比丘法訓造像,“愿患速得除⑤”。有不明年代的郭師威造像祝愿妻子及其妻妹早日病除[1]35。以上是祈求治病健康的記錄。另外還有很多是為已故親人造像,希望亡魂能夠及早進入西方極樂世界。例如北魏普泰元年(531)比丘法云為他去世的父母造像。有秋進和為亡媳造像的⑥,有魏顯明為亡女造像的⑦。東魏天平三年(536)三月三日幽州北平人楊大升為亡父母弟妹妻子眷屬諸人造像,祝愿他們“托生西方妙洛國土,現在得富,災永消除,業障永盡⑧”等。東魏天平四年(537)九月五日惠慶為亡弟僧賢造像,同時希望尚在的“一切內外眷屬蒙佛普及,法界眾生速成佛道[1]4。”北齊天保八年(557)十二月二十五日懷州武德郡人梁弼“為亡考造觀音像一區,愿使亡父托生西方妙樂國上⑨”。

    唐代之前,鞏義石窟寺已經成為平民化的寺院,它承載了民眾的信仰寄托和心靈慰藉的作用。各種造像題記紛紛涌現,同樣出現了零星的女性造像,如東魏天平三年(536)的鞏縣尉妻和北齊天保二年(551)的女佛弟李奴。到了唐代,可以看到來往于鞏義石窟寺的人物更加趨向多樣化,造像題記在數量上也明顯增多。不僅局限于本地的民眾,還出現了“長安縣張道家人劉典生[1]8”等。不僅只為自身祈愿祝福,還有寺僧祈求天下太平愿國王施主平安等[1]18。不僅有男性的行為,女性的造像也占據了很大一部分。唐代民眾信佛禮佛的生活狀況以及社會風氣的轉變都可在此窺見一斑。

     自北宋定都距離鞏義不遠的開封,并將鞏義作為其帝王陵墓所在地,鞏義在地理位置和政治含義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石窟寺達到了歷史上最輝煌的頂峰。不僅有皇家的種種優待,民眾的功德敬重,還開始表現出它作為名勝古跡的魅力所在。元祐己巳(1089)年二月二十九日王子應、李子才、王求中、王剛中、王成伯、劉中權一行同游石窟寺并在此住宿①。有宣和七年(1125)冬安陽宋宵昂的游記②。1977年在寺中又發現的宋人游記,記載了1125年富直柔、王彬等人在劉環的陪同下于冬至前游覽石窟寺③。繼之而起的金代沿襲了北宋的優待,同樣也有旅游者的題記。如紫霄道人高天應的“金鞏縣大力山石窟十方凈土禪寺嵩洛軒記”一文,由鞏令于興定四年(1220)重陽節刻碑于寺中④。興定辛巳(1221)年還有一個叫做云惠的侍者在摩崖題詩,慨嘆年高無子人生孤苦⑤。此時的石窟寺不再只是信徒們靜謐肅穆的天堂,同樣也是風流雅士觀光娛樂的場所。它的社會功能及其承載的意義都在趨向多樣化。

    但在唐代之后,碑刻題記明顯減少,女性造像也不再見到。鞏義石窟寺經歷了宋金繁盛之后,風光許久的石窟寺暫且進入沉寂階段,至明清僅僅各有一次重修碑記,問津之人杳無音訊。清朝末年,外國人的掠奪和當地士紳的破壞都為石窟寺帶來巨大的傷害,短時間的人為破壞遠遠超過千年的風雨侵蝕。

    石刻銘記了千年以來活躍于鞏義石窟寺的蕓蕓眾生,他們以自身行為演繹了這個大千世界。從皇家禮佛圣地,到平民化的寺院,再到觀光娛樂場所,石刻文字見證了石窟寺社會功能的變遷。女性造像題記的突增與劇減表明了古代女性社會地位和角色的微妙轉變。皇室貴族與各級官員的來往交際訴說著古代社會的上下交流。一座小小的鞏義石窟寺,承載并延續了豐富的歷史變遷。對于后人來說,不管前人出于何種目的,某些作為能為后代帶來有益的影響,都不應忽略其歷史功用。

    [作者簡介] 姚璐甲(1984-),女,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方向:歷史文獻學。

    [參考文獻]

    [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鞏縣石窟寺石刻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鞏縣石窟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3] 荊三林.中國石窟雕刻藝術史[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149.

    [4] 魏 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Cave Temple of Gongyi and Value of Its Stone Materials

    YAO Lu-jia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Cave Temple of Gongyi created during Northern Wei preserves a lot of stone materials and records all kinds of people who left some trace here including royals and civilians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As a resul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history of Gongyi as well as the cave temple that we study the stone materials.

    Key words: Gongyi; the Cave Temple; stone materials; value; Local Record of Gong County

    注:

    ①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②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③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④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⑤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⑥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⑦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⑧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⑨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⑩ 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11)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12)民國《鞏縣志》,卷十九,《金石》。

    (13)《資治通鑒》第二百卷唐紀十六記載:“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馀人,詣平壤、鏤方行營。”同高麗的戰爭由此再度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