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朱金中 文 李康 圖

  到了第二年，中日關系有所緩和，日本商界開始恢復在鄭州的活動，遭到了鄭州人民的堅決抵制。

  但是，日本并未放棄向鄭州擴張努力，各類人員以各種名義到鄭州、開封、洛陽一帶游覽觀光、考察商情，也進行一些非法活動。據檔案記載，僅1934年4月到1935年9月的不完全統計，日本人到鄭州者共81例60人次，其中包括天津日軍參謀長若合甚之、陸軍少佐淺海寺久雄，日本外務省官員松本忠雄、長棲一郎、八谷實等軍政人員，還有青島日僑工商參觀團、日本帝國大學師生、日本東方文化學院研究所研究員等。

  在這些人中，有擅自購買地圖者，有拒不接受檢查者。八谷實在翻譯幫助下在鄭州、開封一帶窺視地形要塞，被當地民眾逐出河南。

  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南京政府采取妥協政策，致使日本步步進逼，在華北形成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獨占性擴張，并且繼續向南發展。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日本開始恢復其在鄭州的領事館。

  根據相關檔案的記載，當時的輿論已經敏銳地捕捉到了日本人卷土重來的消息�！逗幽厦駡蟆吩�1935年9月某日的報道中說，“近日恢復鄭領館之說甚囂塵上。日前漢口報載開封電訊，日在鄭設領事館，并已開始辦公”；該報當年10月報道：“10月16日，日籌設駐鄭領事館。醞釀已久之日本恢復駐鄭領事館，現已見諸事實。領事館佐佐木高義偕隨員平山勇、永山田專一、島山正一三人于今晚（15日）8時半由漢乘車抵鄭，駐華安飯店。領事館館址及成立日期，俟與各方接洽后，即可決定”；“10月22日，駐鄭日領事抵汴。佐佐木高義偕島山正一、山田勇、平山勇一行21日下午三時由鄭赴汴，旋赴省府拜會劉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有所磋商。又聞劉主席……在黨政軍聯歡社歡宴，為日領事洗塵，邀有黨政軍各要人作陪云”；“10月27日，日本東京記者關中平抵鄭，視察日領館籌備情形……”

  顯然，日本人對駐鄭州領事館再次開張是勢在必得。

  日本有關人員經過與劉峙等協商后，最終確立了重新開館的事宜。不久，日方選定東三馬路原美孚煤油公司地址作為日本駐鄭州領事館。

  1936年年初，日本駐鄭領事館正式開館（對此史學界曾有爭論，有人認為此舉是重新開館，也有學者認為1931年那次僅是派駐了領事人員，并沒有正式開館）。

  領事館內

  曾駐兵70人

  相較于二戰前日本在中國設立的其他領事館，日本駐鄭州領事館是最為短暫的，由于存在時間短，日本駐鄭州領事館的規模、人員編制、具體分工一直是個謎。

  日本駐鄭州領事館是有日本駐軍存在的。根據《辛丑條約》及其附屬規定（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南京政府是認可其法律效力的），日本可以在其駐華使領館駐軍，根據史料記載，駐領事館的駐軍一般為一個小隊的規模。

  2004年，鄭州市文物局在對日本駐鄭州領事館舊址進行維修時，在二號樓的地板夾層內，維修工人找到了一張保存完好的日軍士兵名單。這份名單用繁體中文寫成，所有名字均豎向排列，并按照分工不同用表格進行了歸整。

  這份名單詳細記錄了當時日本駐鄭州領事館的駐軍情況。所列的項目非常細致，分為分隊、器具、番號、階級、兵名等。這份注明“第三小隊”的花名冊上標明負責該隊的人叫內喜三郎，他管理著5個分隊，每個分隊有14名士兵，總共70名士兵。在這份名單上，還清楚地記錄了夜班、白班執勤戰備的時間，并有專門負責聯絡上下、傳達命令的士兵。

  根據二戰時日本軍隊的編制來看，日軍陸軍一個小隊的規模在70人左右，這說明當時鄭州領事館的駐軍屬于滿編狀況，足見日本方面對駐鄭州領事館的重視。

  根據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有禮的研究，直到抗戰爆發前，日本駐鄭州領事館一直隸屬于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館。先后入駐鄭州領事館的日本官員有：負責社會調查的平山勇、小德林一；負責文件處理和交際的大輪知博；負責情報收集的賓中隆博；漢語翻譯昌山正一、羅發森（華人）；武官增田繁雄、成田貢；負責商務的松井益太郎以及山田勇、大澤重英、山野宗松、成相一郎、飯山定雄等人。

  眾所周知，日本有一個專門特務機構，特高課。特高課成立于1928年7月4日，原為應付國內事變的機構，后來增加了國外間諜活動的任務。當時日本駐外國的使領館官員在搞情報工作的同時也必須配合特高課進行活動，甚至特高課會派出專人以外交人員的身份進駐使領館進行諜報活動。

  由于史料的缺失，當時日本駐鄭州領事館究竟有多少成員？這些成員中哪些是外交人員？哪些是間諜？他們的具體分工和任務都是什么？至今還是個謎。

  庇護日本人在中原腹地從事非法活動

  1931年至1937年，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加緊策劃并實施全面侵略中國的關鍵時期，日本駐鄭州領事館的設立和活動，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組成部分，其真實意圖是為日本侵略鋪路。

  日本領事館重新開館前后，大量日本人出現在鄭州。僅1935年12月份的統計，就有70人次之多，且不少人夜宿日本駐鄭州領事館。在眾多的來訪者中，除了文武官員外，以商人居多。如日本阜華公司經理清水敏夫，東和商事公司大森聆三，滿鐵職員高橋喜代治、吉聞正雄、吉水性、男木原青等，還有日本砂糖協會會長山下久四郎，日本木材商東久助等8人。

  隨著日本人的增多，在中原腹地帶來的非法活動也經常發生。根據檔案記載，這些非法活動主要分為兩種：

  一是私帶現銀。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實行幣制改革，宣布白銀國有，嚴禁白銀在市場流通，規定白銀持有者必須限期到中央銀行等金融機構兌換為法幣。但不少日本人對此置若罔聞。

  據檔案記載，1935年11月18日晚8時，在平漢車站，當局查獲韓國人張鉉攜帶現銀1000余元，當即押往中國銀行兌換法幣。日本人木崎三郎、多田次郎、金亭鎮等攜帶大批現銀，由漢口乘車抵達鄭州。他們態度強硬，不許檢查。1935年12月10日，日本人古宮勝由攜帶現銀3000多元從鄭州赴天津，被當局查獲，受到日本駐鄭州領事館干涉。當月25日，日本駐鄭州領事館派館員平山勇偕韓國人崔永禎等赴安陽，向專署交涉查獲私運白銀案。

  二是販毒活動。1936年8月7日，日本人在平漢鐵路販毒，被平漢鐵路警察段和當局憲兵一團二營查獲，不服檢查，交給日本駐鄭州領事館處理；同年8月19日，日本人鳥次茂在鄭州車站販毒，查獲紅丸20袋，由領事館解決。1937年6月，隴海鐵路會興鎮站查出一墨汁箱內藏紅丸，約24萬粒，嫌疑人交日本領事。同年7月，發現日租界內有數家制毒廠，其中一廠每天生產嗎啡78盎司、二廠每天生產海洛因40盎司、三廠每天生產紅丸1000盎司，均運往河南，此違法行為受日領事保護，已有三年。

  毒品案件在當時是影響很惡劣的，盡管消息被媒體披露后，河南人民異常憤怒，但處理結果不能讓人滿意。由于日本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只能沒收其毒品，將涉案的日本人交給日本駐鄭州領事館處理。在那樣一個時代，大家用腳丫子也能想到結果——在日本駐鄭州領事館的包庇下，涉案日本人都沒有受到必要制裁，只能不了了之。（原標題：“華北事變”后,日本領事館再開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