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諸多大臣的反對，宋仁宗趙禎將重建開寶寺塔的計劃擱置了４年。皇祐元年（公元１０４９年），他下詔重建開寶寺塔，以安置佛祖舍利。
　　
    宋仁宗并沒有理睬蔡襄按舊制復建木塔的建議，對于不順耳的話，他也會采取高高掛起的態度。仁宗雖然總體上是個好皇帝，但他當政期間也有不良記錄。比如，他曾經下令禁止群臣越職言事；再比如，對于余靖這種愛發表意見又敢用臭汗熏他的諫官，仁宗也會采取點措施———把他貶到遠離京師的地方去。公元１０４９年，宋仁宗再次公布建塔決定的時候，也許是懾于天子的威嚴，沒有多少人再對此發表反對意見了。

    一意孤行 重建寶塔

    仁宗趙禎是宋代皇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長達４２年。決定造塔那年，仁宗３９歲，１４年后他在京師病死。據《宋人軼事匯編》記載，仁宗去世的消息傳到西京洛陽后，軍民人等早晚面朝汴京方向號哭不止，焚紙產生的煙霧飄滿了天空。京師開封的市民索性罷市休業，哭祭仁宗。仁宗的永昭陵在今天的鞏義市，一個無名的宋代詩人曾在永昭陵寢宮墻壁上寫道：“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
　　
    仁宗確實是北宋皇帝中比較英明的一位，他不崇佛，也不像他的老爸真宗趙恒那樣迷戀道教。他重視儒學，范仲淹、歐陽修、蘇東坡、曾鞏等許多光芒萬丈的大儒文豪都出在仁宗年間。
　　
    無論在史書上，還是在民間，仁宗的名聲都非常好。據史料記載，仁宗十分節儉，“四時衣夾衣，冬不御爐，夏不揮扇，稟天地沖和之氣故也”。這些記載也許是事實，但同時，真實的仁宗也有花錢如流水的一面。
　　
    因為實行“文治”政策，北宋的經濟發展較快。在宋太宗時代，京城開封已表現出大都市的風范。北宋的東京比漢唐的長安、洛陽繁華富麗得多，市井商業也更為活躍。以至于當時有人慨嘆：“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河南大學教授程民生說：“東京城下水道十分寬敞，能住人能行走，可見北宋的東京城下水道系統檔次之高。”當時的東京城，“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光巷，市不通騎”。
　　
    民間尚如此奢華，趙家皇室哪里能耐得住“恭儉”的寂寞。中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在他的《中國建筑史》中說：“國初太祖朝建設未嘗求奢，而多豪壯，或因周廟之制，宋初視為當然，故每有建置，動輒數百間。”梁思成列舉了開寶寺重建的例子和為安置吳越亡國之君錢俶、蜀主孟昶而建造豪宅大院的例子。趙匡胤是開國之君，其時國家尚不富裕，所以大規模的建設還比較少。到了太宗趙光義之時，先是建上清太平宮，又建開寶寺木塔，大手大腳地花錢的勢頭已經出現。
　　
    趙光義的兒子是宋真宗，梁思成說，真宗“愈崇道教，趨祥異之說，盛禮縟儀，費金最多。僅一個玉清照應宮便調動諸州工匠，耗時７年而成”。據說玉清照應宮的建筑之精，蓋過了歷朝宮觀。真宗對于建造宮觀確實有興趣，建玉清照應宮時，他每天親自往施工現場顛顛地跑。
　　
    真宗的兒子仁宗運氣似乎不太好。仁宗在位期間，公元１０３２年，大內失火，宮中的八座主要殿宇被燒毀。修繕大內的急務交給宰相呂夷簡負責。這一工程花錢不少，但事關皇宮，也實在是不得不花，大臣們也都沒有說什么。在此之前，真宗建的玉清照應宮在雷雨中被毀，太后于朝堂上向大臣哭訴。眾臣不等太后說出重修的意思，趕緊說：“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復修葺，則民不堪命。”經過討價還價，玉清照應宮當時僅修復了兩殿，２５年后再增修兩殿，改名為萬壽觀。
　　
    開寶寺塔也屬于毀于天災后再行重建的項目。仁宗時期京城連年發生火災，亟待修復的建筑實在太多，所以蔡襄、余靖很激動地諫阻仁宗重建開寶寺塔。為了阻止仁宗大興土木，歐陽修專門寫了《上仁宗論京師土木勞費》一文。他在文章中說，開先殿僅僅是兩根柱子損壞，已經花費了一萬七千多錢。他還說，縱使肥沃的土地不生他物，唯產木材，也不能滿足本朝土木建筑所需。既然開寶、興國兩寺塔和其他寺觀、宮闕皆焚毀蕩盡，足見上天厭惡過度奢華，所以希望陛下吝惜國財民力……
　　
    歐陽修的文章雖然寫得好，但還是沒有說動仁宗。仁宗一意孤行，決心重建開寶寺塔。重建后的開寶寺塔共有１６８級臺階，這個數字碰巧和北宋的壽命相同。
 
    大宋文豪 冷落鐵塔
　　
    吸取木塔被焚的教訓，重建開寶寺塔時改用耐火絕緣、能抗雷擊的琉璃磚瓦建造。塔址也從開寶寺的福勝院移到夷山之上的上方院。上方院又稱為上方寺，所以新塔又被稱為上方寺塔。
　　
    喻浩所造靈感木塔高３６０尺（當時的一尺比現在的一尺短），換算過后大約是８７米。新塔要比靈感木塔矮一截，但后來的開封人還是把它譽為“擎天巨柱”。那天，我在鐵塔上下一個來回，第二天大腿肌肉又酸又疼。得知我的情況，開封的一位出租車司機說：“爬它干啥？上一回腿疼得三天緩不過來勁。”
　　
    仁宗該知足了，北宋存在了不過１６８年，但他力排眾議建造的琉璃塔，卻像鐵一樣結實，歷經電閃雷鳴、冰雹暴雨甚至洪水沖刷，鐵塔都沒有折斷；來自北方的金戈鐵馬把開封城踐踏了幾遍，鐵塔屹立如故。雖然今天的鐵塔已經喪失原來的宗教意義，但它畢竟還聳立在那里。
　　
    今天的我們即使手握《東京夢華錄》、《汴京遺跡志》在開封城東奔西跑，也找不到哪里是大內和御街，哪里是礬樓和瓦市。因為歷經滄海桑田，真實的宋城已經埋在地下。今天開封的古建筑中，除了鐵塔、繁塔，若有哪個人告訴你說某座建筑是宋代的，都該是假貨。
　　
    今天的鐵塔地位顯赫，擁有專家和平民的一致尊敬。但在宋代，在鐵塔剛剛建成的日子里，情況遠不是這樣。當時的文人墨客普遍不買鐵塔的賬。開封市園林處的張玉發送給我一冊關于鐵塔的資料，上面收錄了不少描寫鐵塔的詩句，卻沒有一首宋代大家的詩作。我覺得納悶，便向張玉發先生請教。他當時沒有言語，兩天后喚我過去，拿出歐陽修的《歸田錄》和《余靖直諫》的合訂本給我看，算是對我所提疑問的一個交代。歐陽修和余靖兩人在文中只提到了木塔和動議中的新塔，而隨后建起的鐵色琉璃塔似乎已不值得他們眷顧，甚至連“花椒”的文字也沒有留下。
　　
    除了歐陽修之外， 仁宗年間的其他文學大家如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等，也沒有留下有關鐵塔的文字。面對東京城內最輝煌、最高的塔，大宋的頂級文人們竟都無動于衷。這種情形與唐代文人對于龍門石窟的態度十分相似———龍門石窟是完成于唐代的偉大作品，但唐代詩人沒有一個寫過關于龍門石窟的詩。白居易在龍門長期居住，也沒有留下關于龍門石窟的文字。唐代文人認為龍門石窟是一個勞民傷財的東西，對開鑿龍門石窟有意見。但龍門石窟又是皇家開鑿的，文人們也不好說什么，于是，大家選擇了沉默。同樣，宋代文人從憂國憂民的立場出發，認為鐵塔是一座過度奢華又沒有實際用途的建筑，白白耗費了大量民脂民膏。但鐵塔又是皇帝建的，不能隨便議論，所以他們對鐵塔保持了集體沉默。
　　
    到了明代，“前七子”之一的李夢陽為鐵塔賦詩一首：“鐵塔峙城隅，川平愈覺孤。登天盤內磴，落日影東湖。”這位文人還在問：“何年藏舍利？光彩射虛無。”《汴京遺跡志》的作者、地道的明代開封人李濂也有“寶塔憑虛起，登游但幾重”的遺墨。
　　
    自古以來，凡稱得上名勝的建筑都離不開文人墨客“白紙黑字”的追捧。在“慶歷新政”變法失敗后，范仲淹被宋仁宗貶出京城。慶歷６年，范跑到岳州（今湖南岳陽城）找同年進士、岳州知州滕子京“散心”，觸景生情，遂寫下千古名文《岳陽樓記》。岳陽樓因此成名，引得今日游客紛紛登臨。此外，歐陽修被貶安徽滁州知州時作了《醉翁亭記》、《豐樂亭記》，蘇東坡在陜西鳳翔府時作了《喜雨亭記》、《凌虛臺記》。
　　
    開封鐵塔的前世今生是大宋天子強行給予的，它不是能讓文人心存依靠的東西，也無法強求文人們作文以記之。不過，天子們在乎這座塔，不斷地對它所在的寺院進行修繕并改名。
　　
    明代英宗（朱祁鎮）天順年間，開寶寺在修繕后，英宗下詔改名為祐國寺。既然趙匡胤可以更改李隆基的封號，人家朱祁鎮當然也能改變趙匡胤的。公元１７５１年，乾隆帝命徐化成修葺祐國寺后，又賜名為大延壽甘露寺。這是天子的無聊，后朝不認前朝的賬。而民間又不買皇帝老子的賬，如今，所有皇家給予鐵塔的正名都被老百姓淡忘了，大家只記得“鐵塔”這個俗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