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河南最后一次鄉試試卷刻本。“中州形勢論”為該科鄉試考題之一，此為第十八名陳銘鑒所做的文章



課業《此之謂自謙》，先生的評語為：“一講明暢，余尚按題未善。”

□本報記者  張鮮明

  知道母校河南大學曾是河南貢院所在地，聽說過科舉考試和八股文，讀過范進中舉那可笑而可悲的故事，記得魯迅先生在《百草園與三味書屋》中所描述的私塾先生教書的情景……從前，我對于舊時的文化傳播方式與教育方式的了解，大概也就是這些了。如果要說出點具體的東西，那就是教師爺頭上的瓜皮帽、鼻梁上圓圓的眼鏡、陰郁的目光，他們手中用來責打學生的板子和教鞭，還有私塾里一陣陣單調的、有氣無力的念誦聲……這一切，難道就是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曾經的文化傳承之路上的風景嗎？如果傳統文化傳播方式是如此的可厭和無趣，華夏文明何以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衰？

  這個深藏在我心中的疑團，因“紅燭業——明清師德師風筆墨珍藏展”而得以化解。這個由河南大學、光明日報社、聚協昌博物館聯辦的展覽，由四個部分組成：一是舊時學生的課藝作業，二是舊時老師批改過的課業卷，三是舊時童試、鄉試、會試、殿試試卷和紅謄課業卷，四是舊時科舉的有關實物。10月底的一個晚上，我沿著河南大學老校區6號樓的臺階，走進“紅燭業”的展廳。展廳里燈火通明，門口的桌子上擺放著由白婧、白鶴編著的與展覽同名的讀物，墻壁上、展柜里、柱子上滿天滿地都是展品，仿佛是那本《紅燭業》長了翅膀飛升而去，擴展成2000多件展品，無聲地講述著那個時代文化傳承的故事。

  我看到了那個時代學生的課業。那是一張又一張綿紙，上頭寫著或娟秀或稚拙的毛筆字，要么是謄抄的名家名篇，要么是學生寫的文章。在這些課業之上，總是布滿了圈點和勾畫的墨痕，譬如“切雅發揮，無意不搜，無詞不雅，足見伏案功深”，又譬如“破有遠神，雖不免犯突，語氣自然舒暢”等等。那個年代的教書先生對待學生的作業和試卷，不僅是打個對錯、給個等級，而是在精彩的地方圈點，在不妥之處給予批注，在全篇結束處寫出評語。其中，僅批注重點就有內容、寫法、結構、語言等，批注位置有眉批、旁批、尾批等，批注內容有注釋、提要、批語、警語等，批注方法有賞析語言、剖析寫法、批判文本、質疑問難等。

  我了解到當年文化傳承的模式。《紅燭業》中介紹，古代私塾教育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教學模式，最核心的教育理念就是注重個體差異、關注個體發展。私塾不設班級，不論是點書、還書、溫書，還是習字、寫作、聯系對偶句，都是一對一的個別教授，更有利于因材施教，激發每個人的學習潛能，使其從淺到深、由易到難一步步夯實知識基礎。古代書院教育強調學術研究和教學活動相結合，注重自學、問難論疑以及讀書指導。這種教育模式，強調德育目標，反對為科舉而學；提倡學術創見，反對死守章句陳說；提倡開門辦學，兼收各家之長；強調尊師愛生，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從當下的眼光看，這樣的方法依然是先進的、科學的。

  我走進了“紅燭”的光里。《紅燭業》告訴我：“歷代塾師或是參加科舉屢遭失敗的讀書人，或是獲得一定功名而未能進入官場的讀書人，或是已做官而被革、被罷、退休回鄉的讀書人。”舊時的教書先生很窮，有詩云：“先生雖讀萬卷書，一字不堪療肌腹”；舊時的教書先生很難，朱載堉在《教學難》一詩中嘆息：“教學難，教學難，好將道義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饑寒誰可憐。打他就說不讀罷，不打又說師不嚴。”他們真的是流淚的紅蠟燭，在清貧的物質生活環境中堅守文化傳播使命，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然而，他們的精神肖像卻是那樣的偉岸和閃光，一如展廳里高高懸掛著的孔子像。這張孔子像，冠冕巍峨，眉宇清朗，神情端莊，在深沉冷峻的表情之下，透出慈愛、悲憫和智慧的光芒。這實在是對教師心靈最生動、最本質的描繪。

  你看，學生的課業、作文和考卷上一個個紅色的圈點與繁密的批注，不正是老師傾灑給學生的心血嗎？其中包含著多少的慈愛與關懷。你看，那用來責打學生的戒尺和教鞭，它傳達的不是冷酷與仇恨，實在是一種愛之深責之切的大悲憫。特別令人驚訝的是，光緒二十九年河南最后一次鄉試的考題，竟然是“中州形勢論”！從這個考題，我們就會感知那個年代的“紅燭”們，是何等的高瞻遠矚、與時俱進。他們在那個年代，竟然萌生出與今天的中原經濟區相一致的宏大構想，這是何等的見識！

  走出《紅燭業》的展廳，夜色中母校那燈火滿窗的6號樓多像一支支燃燒著的紅燭啊！一定是遙遠年代無數教師的靈魂，正穿越時空，化作沖天的燭光，溫暖而深情地照耀著我們……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