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盤接受的利和弊》及《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中，順便談了宋太祖制定的文武官吏權限以及任免等問題，在其中央集權統治機器中，還有一套非常重要的御史監察制度，本篇將予以簡要說明，就比較全面了。

歷代的監察機構——御史臺，宋代之前臺諫官和御史官一向是分開的，諫官用以“繩糾天子”；御史則糾百官。宋沿唐例，中央御史臺之下，雖也設有三院：臺院、殿院和察院，但實際操作上卻合二為一。首先由于專制皇權的加強和集中，諫官斂舌，對皇帝的過失不敢進言，更不敢加以規勸和制止，轉而以糾彈百官為任，因而導致了臺諫合流現象的出現。而糾彈百官時又多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忽略其是否忠于職守，形成監而不察的局面。按宋代的規定，臺諫官不能由與宰相有關系的人擔任，更不能由宰相推薦，加上其職責主要是糾彈百官，特別是御史諫官可以“風聞彈事”，也就是說御史諫官聽到了某官某事，沒有實據，也可以彈劾，即使彈劾錯了，也不追究責任。實行這種制度的結果，一是招致臺諫官與宰相，百官關系的緊張，形成敵對的兩大陣營，二是在這種情況下，百官迎奉御史臉色行事之風大長。“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見宋蘇軾《蘇東坡全集》卷十）是故，有宋一朝，忠良直臣，動輒得罪者較歷朝都多。所幸者太祖趙匡胤曾有密旨藏于后宮，告諭后世子孫，對于有過錯的大臣，治罪不應致死。故宋代朝臣貶謫最多，許多名臣良將如歐陽修、范仲淹、蘇軾、狄青等皆未能免，有些人甚至一貶再貶，多次外放。

今省府西街與迎賓路錯對口處的商業大院，即宋御史臺署所在地。不過御史臺署衙門按例和其他官署衙門坐北向南不同，而是坐南向（面）北，是真正的“南衙”。只是到了明代，宋御史臺署衙門所在地成了河南按察司署衙門，格局有所變化，又逐步成為坐北向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