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形成是人類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一大飛躍。在中國城市史乃至世界城市史中，北宋東京城是一座里程碑—它是封閉的古典城市進化為開放的近代城市雛形的先河。在我國古代，城市的形成不但有抵御外侵、限制出入的城墻和護城河，不但有居住的坊、交易的市，還有護城佑民的城隍神。對城隍神的信仰由來甚久，到北宋已納入國家祀典。城隍廟和鐘樓、鼓樓是中國古代一座完整的城池必須具有的三大標志性建筑。已經完全消失的開封府城隍廟，曾是除北京外全國僅有的五家王級城隍之一，其建筑宏闊崇麗、香火極盛，是當時開封市井中的一大景觀。

    1.城之神。自古以來，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神崇拜的民族，祀神文化對我們的民族信仰、民族心態、民族習俗、民族性格等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是我國傳統文化一項重要的內核。古之先人，從黎民百姓到君主帝王，對現實中遇到的各類問題、人生中的各種愿望，像兵荒戰亂、天災人禍、洪澇干旱、生老病死……像婚配嫁娶、福壽功名、生財之道、求子繼嗣……人們都寄托于神靈佑助。山神、水神、財神、門神，萬水千山總是神，七行八作皆有仙；從天上到地下，從官場到民間，諸類神靈，名堂繁多。

    城隍是何種神呢？說文解字已是老生常談。有一位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著名學者王卉女士，在她的專著《中國道教脈絡》一書中講到：“城隍神的職權，原來主要是守御城池、保障治安。道教吸收其信仰后，擴大為護國安邦、剪惡除兇、調和風雨、管領死人之魂等事。甚至各級官員赴任，都要按例到城隍廟宣誓就職，以取得保佑。”著名宋史專家程民生先生在《神人同居的世界》一書中講得更為生動：“起初，它不過是城隍自然防御功能的神化，扮演著城防司令的角色。對外負責防守，對內負責治安，儼然一介武夫。后來，又發展為防水止旱，有水神屬性；治病止疫，有醫神屬性；判斷生死，有閻王屬性，幾乎是萬能之神了！”兩位專家學者的研究告訴我們，城隍成了一個古老的坐鎮各地城池的全能神明，主管城市陰陽兩界的“全能市長”。在今人眼中，我們祖先的這種迷信其實是一種“神仙信仰”，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無法回避、無法忽視的根柢之一。這也和中國歷史上長久的封建社會時期落后的生產力相匹配。

    城隍的奉祀，古人有始于堯、漢、三國多種說法，今日學者公認國家祀典納入城隍神是從北宋開始。理所當然，北宋東京開封的城隍廟應是重要的國家祀典場所。但是奇怪，翻遍《東京夢華錄》《東京志略》《宋東京考》等有關北宋東京開封的典籍，都不見“城隍”的只言片語，更找不到城隍廟的蹤影。這實在是個奇怪的歷史之謎。不過從有關專家學者的著述引注中，我們發現城隍神在《宋史》中卻不“缺席”。通過互聯網，運用關鍵字詞在《宋史》的掃描電子版上查尋到，“城隍”“城隍廟”竟有21處之多。如《宋史》卷一百零二《禮志·奏告》篇中記載：“是歲（建隆四年）十一月，詔以郊祀前一日，遣官奏告東岳、城隍、浚溝廟、五龍廟及子張、子夏廟，他如儀。”看來北宋東京開封的祭祀城隍活動是有史可查的，可此時的城隍廟究竟在何方呢？南宋趙與時所撰的歷史軼事筆記類十卷本《賓退錄》，雖不是正史，但卻給我等提供了一些別樣的答案。其卷九中寫道：“余嘗撮城隍爵號，后閱《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公，后進圣王。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侯，后進爵為公。”趙與時似乎告訴后人兩點：北宋時的東京開封祭城隍的廟并不叫城隍廟，而號稱“靈護廟”，比較特殊，易被人忽略；其二，北宋東京的皇城之內就祭祀有城隍，“大內別有城隍”一說使筆者猛然想到程民生先生《神人同居的世界》一書中有“入宋……京師皇城之內，也赫然別有城隍廟”一說，同為“別有”，不知是否源于《賓退錄》一書。北宋東京之城隍廟究竟在開封何處，看來暫且說不清楚。歷史進入金元時期，金太宗公元1132年遷都開封，改東京城為汴京，這是開封城官稱汴京之始；元世祖忽必烈將開封設為汴梁路，屬省級區劃，這是開封稱為汴梁之始。據《汴京遺跡志》卷十五中《汴梁路城隍廟記》記載：“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后（指蒙古軍壬辰年間攻破開封滅金—筆者）廢撤不存。”相關史料記述：元成宗大德年間，汴梁路兵馬都總管劉福感嘆：“事神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于是他在自己新昌里私第的西側選擇爽塏之地，新建了“廣袤余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的汴梁路城隍廟，規模十分壯觀。這就是后來的開封府城隍廟。明洪武三年（1370年），全國的城隍廟據詔革除前代封爵而從稱本地府州縣名，開封府城隍廟之稱由此開始。該廟具體位置即現今淮河醫院北院，原為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舊址。其廟宇歷經明宣德六年（1431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和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康熙六年（1667年）五次大規模重修。定格最后一次重修，開封府城隍廟廟門宏偉，三楹上有戲樓，位置是清代當年的城隍廟門街（今成功街東段）路北，廟門路南正對處建有高大的照壁，廟院兩進，前院開闊，中有甬道，二門三楹，有東西角門，二門后甬道直通月臺，上建歇山式正殿，正殿正中供慈眉善目、山羊胡須的城隍爺神像；正殿后有寢殿。整個廟宇建筑可謂氣勢雄渾、形制造極，不愧為王級城隍、中原巨廟。

    2.王之神。城市有等級，城隍也有級別，這在我國古代尤為明顯。開封府城隍一直處于全國頂級。北宋城隍廟的大量涌現，更是相對發達的封建社會城市向近代化城市發展的需要。北宋時期的東京開封，坊市制已經解體，商業空前繁榮，城市居民與流動人口急增，城市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作用日益強化，加強城市的管理以穩定、發展城市成為一項迫切任務，“禮與時宜，神隨代立”，城隍神成了封建王朝統治者的最好幫手，對城隍神尊王封侯、授予爵位已成為趙宋王朝的必然選擇。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城隍已開始有了封號，北宋四大類書之一的《冊府元龜》卷三十四《帝王部崇祀三》就記載有湖州、越州等城的城隍神被封王的文字。到北宋，城隍神被正式納入國家祀典，授其以各種爵位，或侯或公，最高者達到王級。前一節已經提到東京開封的城隍神“初封廣公，后進圣王”。城隍在社會上的地位到了明代再次升級，對城隍神的信仰趨于極盛。明太祖朱元璋對城隍特別崇敬，洪武二年（1369年），他冊封京都城隍為承天鑒國司民升福明靈王，開封及臨濠、太平、和州、滁州五處城隍也特封為王，秩正一品。開封府城隍的名位是承天鑒國司民顯圣王，其他四處皆是朱元璋之家鄉、龍興、起兵之地，分封為貞祐王、英烈王、靈護王、靈祐王。開封府城隍廟在大明天下的地位之高、開封城王氣之盛由此可見一斑。說到此，不免讓人想起朱元璋駕崩后所發生的對開封的“鏟王氣”事變。朱元璋的接班人明惠帝朱允，建文初年發動了針對被封王在開封的周王、朱元璋第五子朱的“鏟王氣”之變，不僅將朱廢為庶人，還下令拆了周王府的銀安殿等、封了東華門，而且鏟了繁塔上部只留下三級。很明顯，在朱允這位天子的心目中不僅要鏟周王府的王氣，還要鏟開封城的王氣。不過開封府城隍神的王氣，他尚不敢動。一個城市的命運有時就如同一個人。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先生所寫《七律·無題》中的這兩句詩特別耐人尋味。華夏歷史，改朝換代，城隍爺也閱盡了人間春秋，時光到了20世紀20年代，曾是王級城隍、受盡天下膜拜、備享人間香火的開封府城隍廟，不幸遇到了它的克星——馮玉祥將軍1922年、1927年兩次主豫坐鎮開封大力破除迷信。馮玉祥14歲投身清朝新軍行伍，從一個士兵擢升為名噪一時的將軍。作為一個舊軍人，他一直傾向進步，亦曾擁護蔣介石，在開封與蔣介石結為拜把兄弟，后又反對蔣介石，尋覓救國救民之路。他痛惡中國傳統祀神，所到之處必以迷信為大敵。但他本人1914年便在北京受洗，信奉基督教，后以“基督將軍”聞名于世。鴉片戰爭以后，維新派的思想啟蒙意義重大不能抹殺，但針對中國傳統文化卻出現了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影響甚廣，不可小視。何誤之有呢？簡言之：凡洋皆為新，系科學；凡中皆為舊，是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