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洛鼓花遍地書聲朗
在偃師采訪的過程中,我們接觸到這樣一個名詞:“三皇社”。它是舊時偃師一帶鼓書藝人協會的名稱。
“三皇社”有擺社亮書的傳統,就像一直持續到現在的寶豐縣馬街書會,在每年某一個固定時間,說大鼓書的藝人們在指定的地點聚會,說書亮藝,暗比高低。每年的農歷九月初九開始,“三皇社”擺社亮書三天,其召集人即社頭,由大家公推的德高望重、水平高、資歷深的藝人擔任。
1920年至1926年,“三皇社”共在偃師擺社6次,第一任社頭高廷章,第二任社頭段炎,第三任社頭胡南方,第四任社頭李富德,第五任社頭呂祿,第六任社頭張天倍。
《偃師曲藝志》載,“三皇社”剛成立時,高廷章首任社頭,在自己的家鄉府店鄉高村擺社。當年九月初九,四方藝人云集高村。銃聲一響,書聲即起,鼓聲鏗鏘,琴聲曼妙,說書聲讓人如癡如醉。三天時間里,整個高村一片歡騰,聽說書的鄉親從四鄰八鄉成群結隊而至。書場人頭攢動,摩肩接踵,據傳,曾有一棵大樹被擠折。窺一斑而知全豹,你可想象河洛大鼓在當時是多么風靡和興盛。
從1920年至1940年,河絡大鼓處在一個從綻放到盛開的花季。當時,許多以前從事別種曲藝表演的改唱河洛大鼓,新手拜師學藝首選河洛大鼓。一棵棵河洛大鼓的新芽破土而出,茁壯成長。偃師本地的不說,外地有鞏縣的葉刺猬、陳有功,孟津的張五、朱金良,宜陽的馮光照,嵩縣的朱新芳,伊川的李逢春,新安的李改銘,洛陽的肖金德……這些人回到各自的家鄉,一邊表演,一邊教授新的弟子,使河洛大鼓得到完善和發展。
1940年至1949年,由于社會動亂,河洛大鼓活動處于低潮。
平地一聲雷,洛陽得解放。鼓書藝人帶著新生的喜悅,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火熱的新生活中。漸次枯萎的河洛大鼓重新恢復了生命力,鼓聲書韻再次彌漫河洛大地,一大批群眾喜聞樂見的舊書目被去粗存精,一大批緊跟時代潮流的新書目脫穎而出,許多唱大鼓書的藝人都成了所在團隊的骨干演員,他們中的佼佼者代表洛陽參加全省乃至全國的曲藝匯演并載譽而歸。
據統計,上世紀50年代初,僅偃師一個縣的鼓書藝人就有80多人,邙嶺鄉東蔡莊一個村就占了1/4。
也就在這個時期,原來叫法混亂的大鼓書有了統一正規的名字“河洛大鼓”。
據原洛陽市文聯秘書李冷文回憶,1952年參加中南區文藝匯演前,河洛大鼓第二代杰出藝人張天倍被調到洛陽市文聯做演出準備。有一段時間,他吃住在文聯,白天到書場說書,晚上就和李冷文,還有市文聯的戲劇部長李振山坐在一起閑聊,聊的一個主要話題就是大鼓書的命名,因為以前的名字混亂且俗。
三人討論到最后,李冷文問張天倍:“你說叫河洛大鼓咋樣?“張天倍一拍桌子:“中呀!中呀!”再去書場說書,張天倍的興致更高,開場白就是:“我這玩意兒過去叫‘說書’,不好聽,現在洛陽市文聯給它取了個名字叫‘河洛大鼓’,我高興,今天不收錢,宣傳來了。”
“文革”時,河洛大鼓的演出也從未中斷,城市鄉村不時有鼓聲和琴音響起,只不過表演的藝人比以前少了,表演的曲目沒以前多了,表演的環境比以前差了。
改革開放后,河洛大鼓再出江湖,本想雄風重振,怎料事與愿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促進人們物質生活提高的同時,也帶動了人們精神追求的豐富多彩和永不滿足,從最初的電視、電影到后來的DVD、電腦、MP3,種種更方便更快捷的現代化娛樂方式讓人們有了更大的滿足和陶醉。既然有車,何必騎驢?河洛大鼓逐漸淡出人們的選擇,遠離人們的視野。無論人們怎樣努力,艷麗之花開始枯萎、凋謝。
河洛大鼓的書目分傳統和新編兩種,解放后至今創作的反映近代與現代生活的為新編書目,以古代生活為題材的為傳統書目。與傳統書目相比,新編書目因為夾雜了太多為政治服務的成分,生命力比較弱,某些書目只是在某個特定時期紅火一陣,時過境遷,也就隨之消亡。倒是傳統書目,因其深入人心的教化作用而長盛不衰。
五、書說人生百味
細說傳統書目又可分為三類:一是公案、劍俠、演義、神話一類,如《包公案》、《劉公案》、《小八義》、《濟公傳》等;二為歌頌賢、孝、貞節,鞭撻嫌貧愛富等行為的勸世書,如《鞭打蘆花》、《郭舉埋兒》、《劉方舍子》、《三女婿拜壽》等;三是反映大眾生活,富有濃郁生活氣息的書,這類書以小段、書帽為最多,如《偷石榴》、《尿床王》、《小黑驢》等。
公案、演義一類的鼓書,大都是從別的藝術形式中移植過來的,比如戲劇。有些內容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