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公元955年）九月，世宗皇帝柴榮針對民間銷錢取銅鑄造佛像，導致流通銅幣減少的弊端，曉諭天下：除官用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留用外，民間銅器、佛像50日內全部上繳縣衙，官府補償價值；過期隱匿不繳，5斤以上處死，5斤以下處刑。

    有侍臣持異議，柴榮說：“佛以善道化人，有志于善，才是敬佛，那些銅像豈可謂佛！我聽說佛最喜愛造福于人，佛祖也要舍身布施。如果我的身體可以造福百姓，我也在所不惜。”結果全國焚毀寺院30336所。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評價這件事：“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由此可以看出，《資治通鑒》對佛教所倡導的正確態度是：以愛民為重，“不以無益廢有益”。

    西漢之后，佛教盛行，崇佛還是反佛，統治者必須做出回答。佛教的本旨是勸善，但如果崇佛過盛，就會產生至少三個副作用：一是大建佛寺，廣造法器，會大量耗費官府和民間財力；二是僧尼眾多，會嚴重削弱社會生產力，減少國家稅收；三是可能被別有用心之人操縱利用。因此，當佛教處于適度狀態時，是仁愛的體現，有益于社會；但當佛教膨脹到不適度狀態時，就無益于社會。周世宗就是弄清楚了這種關系，他毀佛并不是禁佛，而是讓佛教回歸適度狀態，真正體現仁的作用。

    崇佛與毀佛，其實質是“有益”與“無益”的斗爭。正因為如此，《資治通鑒》記載了大量崇佛與毀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以警醒宋朝及后世的統治者。

    佛教盛行于南北朝時期，南朝梁武帝蕭衍崇佛到了可笑的地步。他縱容宗室官僚貪污聚斂，卻又以崇佛的偽善面目欺世盜名，曾三次效法佛祖，舍身于佛教名寺同泰寺；朝臣們屢請不回，只好花費巨資為他贖身，致使國庫空竭。接著發生了“侯景之亂”，他困餓而死。蕭衍置人民生死于不顧而崇佛，完全褻瀆了佛教的本旨，佛祖如果有靈，只會懲罰他。

    北魏崇佛，遷都洛陽后佛教發展到頂峰，全國建佛寺3萬多所，僧尼達200萬人，僅洛陽城內就有佛寺1300多所。而此時國家分裂，南北劃江而治，北魏統治下的北方區域，人口還不足3000萬。可以想象，北魏如此崇佛，對國家何益之有！對百姓何仁之有！

    相反，存有仁愛之心的當政者，對佛教的取舍是以利國利民為上的。武則天久視元年（公元700年）七月，詔令天下僧尼每人每天捐一個銅錢建佛像，宰相狄仁杰諫勸：“今之寺院，規制超過宮殿。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武則天遂罷其詔。之前，狄仁杰巡視吳楚一帶，曾焚毀寺廟1700多所，只保留4處以誦經勸善。

    南朝宋明帝劉彧（yù）崇佛，把王宮改建為湘宮寺，要建十層佛塔，但久建不成，于是改建為兩座七層佛塔，耗費無算，極其輝煌壯麗。泰始七年（公元471年）十一月，新安太守巢尚之朝見，劉彧問：“你去湘宮寺觀瞻了嗎？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陪侍劉彧的侍郎虞愿正色道：“此皆百姓賣兒賣妻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嘆；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劉彧大怒，驅逐虞愿下殿。虞愿徐徐而去，面無異容。

    唐中宗時，貴戚爭建佛寺，度人為僧，許多富戶強丁削發以避徭役，致使佛寺人滿為患。玄宗李隆基繼位后，宰相姚崇上奏：“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必妄度奸人，使壞正法！”玄宗準奏，姚崇命有司清查天下僧尼，責令偽妄僧尼1.2萬多人還俗。

    唐武宗時，全國僧尼達20萬人，10戶養1人，需200萬農戶供養，武宗遣返17萬僧尼還俗，使170萬農戶得以歇息。但到唐宣宗時，還俗僧尼又爭相剃度，進士孫樵上奏：“百姓男耕女織，不能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食。愿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使百姓得以歇肩。”宣宗下詔遏止了這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