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已經身在官場里面的人，漢武帝用什么方式讓他們學儒學呢？以前朝議的時候，其他各家學術觀點，甚至包括民間俗語都可以作為官員議論的依據，而漢武帝尊崇儒術之后，限定官員只能用儒家的經典作為回答問題的依據。這樣一來，在官場里給儒學確立了一個特殊的尊崇地位，于是導致一部分已經身在官場里面的人，即便原來并沒有真正學懂儒術，但為了取得一個發言的權利，也必須要學儒家的經典。漢武帝為了尊崇儒家學說的地位，還有意無意地把儒學經典賦予一種法律地位，甚至在一些特殊場合下，讓儒家的經典擁有超越于國家法律之上的地位。

    我舉一個復仇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大家可能知道，儒學里有一個公羊學派，特別重視血緣和倫理關系，所以對復仇給予了足夠的肯定，像“君子復仇，十年不晚”、“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等等，都是公羊學派著名的論點。因為漢武帝尊崇儒術，包括復仇理論在內的公羊學派的這些觀點就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以抽象的方式，把有關個案匯總為一個“典型案例”，讓大家看一下漢代尊崇儒家經典到了一種什么程度：有一個人，為報父仇殺了人，他到官府去自首。負責的官員說，你為報父仇殺人，是孝子，不能用國家法律來懲辦你。這個人卻說，我作為兒子復仇沒問題，可作為一個臣民殺人就觸犯了國法，哪能不懲辦呢？于是這個官員向上級報告，說這個案子懲辦就傷害了孝子，不懲辦就有虧國法，我只能辭職。這個案子報到朝廷，朝廷裁定殺人的是孝子，不應該受到懲辦，那個官員為了保證國法的尊嚴而辭職，也是好官，要再回來做官。其實官員們一看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這是一個官場游戲，其精神是要尊崇儒家的復仇倫理之說。這讓大家意識到，在特殊情況之下，做事可以不符合國法，但是不可以違背儒家經典。

    當然，對漢武帝的尊崇儒術我們還得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漢武帝和董仲舒有所不同，作為儒學宗師的董仲舒有著強烈的儒家情結，所以他在上書要求漢武帝尊崇儒術的時候說過，凡是不符合儒家經典的學問都要由朝廷出面給以取締。而漢武帝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只要對統治有利的學問就拿來為我所用，不太可能完全地、真正地只使用一門學問作為治國的方略。漢武帝本人一方面在很多場合標榜、宣傳國家是在倡導儒術的，但同時對于儒術之外的其他學問，他也在兼用。比如漢武帝時期張湯、桑弘羊這些著名的大臣，都是帶有法家思想傾向的人，并不是儒家陣營的人。不僅漢武帝如此，就是漢武帝所確立的國家基本統治方略，其真正的奧妙，通過漢宣帝的一句話就表現得清清楚楚：漢宣帝的兒子，也就是后來的漢元帝是一個真正喜歡儒家學術的人，他見到自己的父親對儒家學術不太尊重，就提了些建議，結果漢宣帝很惱火地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這個王道指的就是儒家學術的體系，而霸道的所指和內涵非常清楚，就是法家的“治國之術”。漢宣帝的話使我們意識到，朝廷表面上尊崇儒術，實際上依然暗用法家的制度設計與思想資源，這是漢武帝及其以后的統治者慣常的一種統治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