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望商丘的歷史，都像徜徉在一片大森林的邊沿，用一次次地極目遠眺，尋找那一棵棵綴滿商丘文明果實的蒼天大樹。每棵大樹的橫截面上，那一絲絲銅鉤鐵劃般的脈絡，都清晰呈現著不同時期的歲月年輪。每一重年輪的疊壓，形成了商丘的這棵文明大樹； 每一度歲月的風霜，造就了商丘的這片歷史森林。

  商丘自微子筑城以來，朝代的更替，人事的變遷，一時一事，一人一物，風吹雨打，潮漲汐落，都在曾經的歷經過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遺留下久遠的信息。那么，追尋商丘的過程，其實就是漫步一個個朝代、一個個歷史時期的過程，其實就是游歷商丘變化的過程。

  今天，讓我們的腳步走進宋朝時期的商丘。

  橫亙在中國歷史山峰上數百年的大宋一朝，是我國封建社會思想最活躍、政治最開放、文化最開明的一個時期。在宋代，商丘先后稱作宋州、應天、南京等，先為州治，再為府治，后為陪都，使這里具有獨特的政治地位、便利的交通設施、優越的物質條件、珍貴的教育資源。

  一、獨特的政治地位

  宋朝的創立者，是一個叫趙匡胤的人。唐朝以后，中國陷入地方軍閥的混戰之中，有槍就是草頭王，各路諸侯憑借著軍事實力把中國版圖劃分成若干個獨立的小王國，各自為政，亂立山頭，先后形成了五代十國的政治格局。當時的后周大將趙匡胤被分封為歸德軍節度使，駐守宋州（商丘）。他看到動蕩的社會現實給老百姓生存、生活、生產帶來的重大損失，看到民聲鼎沸、怨聲載道，遂起圖霸之心。他以宋州為根據地和大本營，經過精心籌劃，合縱連橫，終于在公元960年，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一統天下。他把宋州視為自己的龍興之地，始終念念不忘，遂以“宋”為國號。本來他想在宋州建都，但當時還有西夏王朝是他的心腹大患，為了圖方便起見，他把戰略重點西遷，在汴梁建都，但宋州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卻沒有絲毫的降低。到了公元1127年，金人南侵，掠走了徽、欽二帝，北宋滅亡。這時的康王趙構在大臣崔孝等人的斡旋和護衛下倉皇逃來，在黃河“泥馬渡康王”，來到了南岸的南京（今商丘）。他驚魂初定，即在南京（今商丘）即位，建立新的宋朝政府，史稱“南宋”。在金國強大的軍事壓力下，他在南京（今商丘）停留僅僅5個月，就逃過長江，到了臨安，繼續偏安一隅，憑著長江天塹，與金國形成了隔江而治的局面。由此來看，當時的兩宋當局確實有著不絕的“商丘情結”，從而也使商丘在整個宋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以一地而興一朝、以一城而扶兩代，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鑒于商丘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力，宋朝當局先后對商丘的戰略定位、行政區劃和管轄權限進行了強化。商丘初名宋州，州治。公元1006年，改宋州為應天府，即“順應天人”之意。公元1014年，宋真宗又親自駕臨商丘，主持隆重的授命儀式，把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改圣祖殿為鴻慶殿，并賜宴三日。從此，南京商丘作為節守東南方向的陪都，與東京汴梁、西京長安、北京燕山并稱為“四京”，成為宋朝的政治重鎮、經濟重鎮和軍事重鎮。

  二、便利的交通設施

  商丘自古為戰略要地，在兩宋時期更是“南控江淮，北臨河濟，彭城居其左，汴京連于右，形勝聯絡，足以保障東南，襟喉關陜，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其水陸交通網四通八達，可以便捷地通往全國各地。

  在水路方面，隋唐大運河余脈汴河穿境而過，東南方向的物資必須經商丘方能運送到京都等地。而宋代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撐就是海防貿易，占到全國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清代的朱彝尊曾這樣描述過當時汴河給商丘帶來的交通便利：“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車徒之轂五，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于碧堂上……”

  在陸路方面，自景德三年開始，由官方出資重修隋唐時期建成的商丘境內的“馳道”，由彭城沿汴河直達汴京。“馳道”這種先進的交通基礎設施，相當于現在的高速公路，首創于隋煬帝楊廣，主要是皇帝出行專用，沒有皇帝允許，任何人不得擅自馳入，即便是皇族內部人員也不行，否則就是僭越大罪，有殺頭的危險。而宋朝當局重修的商丘境內的這條“馳道”，卻規定任何人都可以行走，不需要交納任何費用，這是當時商丘人在交通上享有的特權。直到現在，商丘人還習慣于把主要道路稱為“官路”。

  三、優越的物質條件

  宋朝時期的商丘，由于地處黃河沖積平原，土地肥沃，沃野千里，是全國最重要的糧食產地，小麥、水稻、大豆、芝麻等農作物非常豐裕。最為有名的土特產“應天府金桃”天下馳名，被作為貢品為皇家專用。

  商丘擁有發達的紡織業，農村家家植桑養蠶，城鎮絲織作坊林立，生產的絲綢暢銷全國。當時，絲綢屬消費奢侈品，價格昂貴，瀟灑華麗，即便是歐洲的一些皇室大族，也不能輕易穿著。而在商丘，絲綢成為人們最普通的衣料，司馬光曾在文中記載“販夫走卒皆著絲襪。”

  在手工業方面，商丘的許多產品都享譽全國，影響后世。其中名氣最大的是兩個酒類品牌，一個叫桂香酒，屬果酒；一個叫北庫酒，屬發酵酒。其中，北庫酒的初始釀造者，就是宋太祖趙匡胤。

  趙匡胤任歸德軍節度使時，兵駐宋州。由于五代十國時期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即便是軍隊的經費也十分緊張。而酒類產品當時屬于國家專賣，利潤極高，稅賦極重。周世宗出于軍事目的的考慮，允許各地駐軍自設酒庫，自行釀酒，一者滿足數十萬駐軍的自我需求，二者出售以資軍需。趙匡胤抓住這個機遇，率先在軍中設立釀酒作坊，并聘請民間釀酒高手，配制出清香甘醇的美酒。因其儲藏的酒庫位于五大軍庫的北部，故稱“北庫酒”（按當時的行軍習慣，出于安全的角度考慮，軍需物資按不同用途，大都依照五行方位分別存放，北方屬水，酒乃水之精，存于北庫）。趙匡胤好喝酒，并且酒在他的政治軍事生涯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酒后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每一個關鍵時刻，酒都成為他最合適的謀權工具。因此，北宋建立后，由他釀造的北庫酒成為了國酒，影響力延續近百年。像歐陽修知穎州時，看到前任知府留下的幾壇北庫酒，非常高興，專門賦詩以感謝：“北庫酒醪君舊物，西湖煙水我如家”。北庫酒為商丘帶來了豐厚的財富，成為主要的支柱產業。

  四、珍貴的教育資源

  在宋代，由于宋太祖在立國之初就確定了文官政治的治國格局，使后來的歷代政治高層都能夠從自身做起，尊師重教，廣開渠道，為帝國選拔必要的治國人才。教育，成為當時最熱門的一個話題。在這種大的背景和氛圍下，以應天書院為代表的商丘教育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培養了眾多的才學之士和治國能臣。

  應天書院始建于五代十國時期，最初的名稱叫做“南都學舍”，是宋州楚丘同里的一個貧弱書生楊愨開辦的私人學堂，規模不大，只有十幾個學生。后來，在楊愨、戚同文等人的鼎力協作和精心謀劃下，南都學舍逐漸成了名揚四方的私立學校，到了宋太祖時期開科取士，南都學舍的100多名學生參加科選，登第者50多人，其中宋初的進士許讓、宗度、王礪等人皆出其門下，一時聲震朝野。南都學舍成為天下士人向往的學術圣地，不遠千里慕名而至這里學習的人絡繹不絕，“遠近學者皆歸之”。

  由于南都學舍名聲越來越大，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應天府的紳士曹誠“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楊愨）之廬”，重新修建學舍150間，聚書1500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這樣的一個學舍規模，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立講堂，而是真正成為了具有區域性帶動作用和廣泛影響力的高等學府。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曹誠又主動請求以學舍入官，宋真宗“面可其奏”，并御賜匾額“應天府書院”。從此，應天書院完成了它從民間到官辦的質變過程，與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河南嵩山的嵩陽書院并稱為“四大書院”，它所擔當的歷史責任也更加凸顯。

  與其他書院相比，應天書院最顯著的特征是得到了官方的整體承認，保留著濃厚的官辦特點。中央政府多次出資予以扶持，不但承擔了教師工資、獎金、伙食補助（當時稱“學儀”、“程儀”、“謝儀”、“聘儀”），并且還給就讀的學生發補貼（當時稱“膏火錢”）、給學習優秀的學生發獎學金（當時稱“花紅”），這就為那些家境貧苦的學子提供了學習的機會。范仲淹就是沖著應天書院的優厚條件，才專程從山東來到這里求學。這種由中央政府在人力、財力上的支持，是一般地方書院所不能得到的優厚待遇，所以宋人曾說：“州郡置學始此”。仁宗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朝廷又將應天書院升格為南京國子監，成為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和學術研究中心，在眾多的書院中占盡風流，顯赫一時。

  優越的教育資源和學習條件，為商丘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北宋期間全國共出了63名狀元，其中商丘就占了6人。另外還有許多科場失意，但才華橫溢的、成就卓著的才子，如張方平、戚同文、曹誠、楚昭輔、李惟清、石延年、王懷隱等人，這其中有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教育家、醫學家等，僅《宋史》中有傳的應天府士人就達38人，最著名的當然應屬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