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墨子的籍貫，有人引經據典考證為山東魯人，有人考證是楚人，也有說是河南魯山縣人。更有甚者將他考證到萬里之遙的印度，成了海外佛徒，這顯然是荒謬的。大概因為墨于是名人，大家都想沾一點名人效應的光。實際上，墨子是古代的商丘人。他是戰國宋昭公的大夫，這一點早期文獻記載甚詳。墨子，名翟( 約公元前468 一前376 年) 。子是他的尊稱，和老子、孔子一樣，在春秋戰國時都把名稱為“子”。他生存的時代正值孔子卒年前后，處在百家爭鳴的思想活躍時期。他先“初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但由于這時孔子的思想已影響全國，而且孔子還周游列國，到處推廣他的學說理論。為了讓世人接受自己的一套學術主張，墨子出使衛國，以后長期居住在魯國( 今山東省南部) ，再后又到達南邊的楚國，還想到越國而未果。他想把自己的“興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的主張傳遍天下。他一生除短時間內曾任宋國大夫( 春秋時，官爵不分，大夫既是官稱，也是爵。宋國有上大夫、縣大夫等，都是有封邑的官爵) ，其余時間都以平民身份奔波全國。因此，當時就有“孔子鍋灶燒不黑，墨子板凳坐不暖”的說法。他反對戰爭，尤其反對大國征伐小國。在魯國的時候，魯國君擔心齊國伐魯，問他可否挽救，他說：“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亟遍禮四鄰諸侯，驅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愿無可為者。”后來，他又聽說楚惠王準備攻打宋國，因宋國國都的城墻堅固，楚惠王讓公輸般制造云梯。他很是著急，便急忙出發，—連走了十晝夜，才趕到楚國的國都郢( 今湖北江陵) ，腳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他就撕下自己的衣裳纏住，讓公輸般見了直發呆。他極力勸說楚王，認為攻宋是不仁不義。他還解下衣帶當做城池，與公輸般比試攻守之術，連打九個回合，公輸般用盡了攻城的器械，而他仍守備有余，后來他終于說服了楚王，答應不再攻宋，為宋國免除了—場大的戰爭災難。他不為功名利祿而做官：楚惠王五年時，他給惠王獻上自己所做的書，以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楚惠王卻只稱好書而不用，并表示愿意將他留下做楚國的官，他憤然離去，臨走前告訴楚王：“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 ”頗有無功不受祿的意味，這表現了他“圣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事主，非以貪綠慕位，欲事啟天下之利而除萬民之害”的高貴品質。

    春秋末年的孔子門徒有名者72 人，無名者3000 人。而墨子的“墨學尤為昌盛，徒弟尤為眾多”，秦朝宰相呂不韋說：“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淮南子》一書說墨子的有名弟子180 人，可見，墨子培養的弟子比孔子還多，這大概是他舉辦了規模很大的私學的緣故。

    墨子還是一位精于制造器械的能工巧匠，他的技術跟公輸般齊名，而僅次于魯班。當時人們以將生前所用之物埋入墓內視為孝道，引以為榮，而且飲酒浪費了國家的很多資源，他卻主張薄葬，反對厚葬。他認為厚葬不僅毀壞了國家的財產，而且耽誤生產。他將此提高到“國備”的高度，力主“節喪之為政”。他還提出“兼愛”的思想，認為“天下兼相愛則治，變相惡則亂”，要求每人“愛人若愛其身，視弟子若其身，視人之室若其室，視人家若其家”，實際等于今天所說的愛人如愛己，與人為善。他主張國家的統一應當使用和平的辦法而反對訴諸武力。

    墨子在哲學上提出了“辯”的理論，認為判斷是非的標準要通過辯論才能驗證，這實際是提出了檢驗真理標準的問題。在方法論上他提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察百姓耳目之實”，意思是既要參考古代圣賢之人成功的經驗，又要考察一下實踐的結果，看是否對國家、對人民有利。

    兩千多年前的墨子能提出這樣的進步思想和哲學理論，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墨翟的著作由漢代劉向著錄71 篇，今存53 篇，都收集在《墨子》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