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通過深入調查，發現了鈞臺窯，引起了陶瓷界的關注，為研究鈞瓷 展史和中國陶瓷發展史，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史料，并為“鈞官窯”的全面發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疾旖M于1964年11月和省文物工作隊共同進行考察定點，為全面發掘做準備。接著“四清”運動開始，繼而又是“文化大革命”，一直拖了10年之久。
　  
    197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對鈞臺窯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以后又不斷配合基建施工前的勘探發掘，對該窯址的范圍和文化內涵已得出初步的結論。該窯址位于城關鎮北門內的鈞臺周圍，東起城墻，西至十三幫會館，南起老縣衙（今人民武裝部）前東西大道，北至城墻，東西長達1100余米，南北寬約350米，總面積達30多萬平方米。整個遺址分為官用和民用兩大燒造區域，東部以燒鈞瓷為主，西部以燒民用瓷為主。遺址內除發掘出窯爐、作坊、泥池、灰坑等遺跡外，還發現大量的窯具、工具、瓷器殘片、瓷土、泥料、石英、釉藥、彩繪料等。瓷器品種，以鈞瓷為主，還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宋三彩等。此后又在今人民武裝部院內發現7座窯爐遺址，有較完整的窯爐4座，殘窯3座，均埋入地下2米以下。這里的窯爐一般都是就地挖筑的土質窯，除了燒造天目瓷的窯爐門向西外，其余均坐南向北。窯爐挖筑比較集中，有的呈一線排列，有的三窯鼎立，中間充作坊，并與各窯相通。窯爐有圓形、馬蹄形和長方形。發掘時保留了兩座窯爐供研究和參觀之用，按發掘編號為一號窯爐與七號窯爐。經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測試，斷定為北宋所燒�，F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從發掘出的標本看，宋徽宗在位25年間，是鈞瓷生產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盛燒的鈞瓷是在民窯天青釉和紫紅斑釉的基礎上，成功地創燒了藍、紅、紫、青諸色錯綜掩映的窯變釉，由北宋早期的青一色發展到“官鈞”青紫并重的基本格調。青藍釉施于器內，紅紫釉多施器外，即清代陳瀏《陶雅》所說“內青外紫”，也有少數是內外皆施青藍釉的。但官鈞青藍釉不像早期宋鈞那樣純粹單一，而是在一個較深的藍色背景上布滿帶月白汗珠狀的流紋（淚痕紋），少數燒制工藝水平高的則遍布蟠回曲折的蚯蚓走泥紋，或在一個紫色背景上遍布藍白色流紋，此即一些文獻所稱的“宋鈞之紫汗漫全體，青蔥紫倩蠟淚之成堆”。從釉的藝術風格看，官鈞和早期宋鈞也截然不同，它追求的是模仿花瑪瑙一般“花”的效果，或大自然中瞬息萬變的自然景觀。從遺址中發掘出來的大量官鈞瓷片和殘器標本看，釉色極為豐富，大體分紅、青兩大類十余種窯變色彩，青者如月白、天青、天藍、蔥綠、米黃；紅者如茄皮紫、海棠紅、玫瑰紫、胭脂紅、葡萄紫、雞血紅、丁香紫、火焰紅等。
　  
    此時鈞窯釉 那種瑩 光般含蓄的乳光狀態和絢麗多姿的窯變藝術效果臻于完美，構成鈞瓷 獨特風采和巧奪天工的精湛藝術效果，為世人所傾倒，故獲得“鈞瓷無對、窯變無雙、千鈞萬為、意境無窮”，和“鈞與玉比，鈞比玉美，似玉非玉勝似玉”的美稱�！　� 
      
    這個時期的鈞窯作品形制繁多，工藝規整，端莊渾厚，胎厚釉活，精美絕倫。具有代表性的是尊、爐、鼎、洗、盆、奩、杯、盞、瓶、缽、盤、碗、盒、枕、座墩等十余種。尤以花盆為多，如葵花式、蓮花式、海棠式、主角式、方形和長方形等。器底呈芝麻醬色，器表有片紋，瑩潤渾厚，絢麗奪目。官鈞的上制品入選后，其殘次品全部銷毀，不準在民間流傳和收藏，故鈞臺窯作品傳世極少而聲價也極高。鈞臺窯遺址出土之器物比民窯品種和釉色要多，不僅為禹境諸窯之冠，即在整個鈞窯系中亦為首屈一指。這說明“鈞臺窯”生產，在工藝上精益求精，在經濟上不惜工本，屬于非商品性燒造。 　　
       
    鈞臺窯燒造規模大，產品質量好，藝術水平高，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藝術寶庫。對它的發現和發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在它的文化層中發現了很多珍貴的實物資料，解決了多年來鈞瓷研究中懸而未決的疑雜和爭論不休的重要問題。
　  
    （一）解決了鈞瓷始燒年代的爭議 　　
      
    對鈞窯的始燒年代曾有幾種說法。一說在宋初，（清）《景德鎮陶錄》中說：“鈞窯亦宋初所燒……”一說在北宋，（清）《中國青瓷史略》中說：“所謂鈞瓷，在北宋時候只是緊臨汝州陽翟縣所燒的一種青釉器而已，還沒有鈞窯這個名稱。而在南宋的記載里也沒有提及過鈞窯。它的興起與臨汝窯的衰落有密切的關系。就是說，臨汝窯到北宋末年，經過靖康之變是毀滅了，而緊臨著臨汝東北鄉大峪店的陽翟縣野豬溝（東距神鎮10公里屬郟縣轄區），就燒造了一種不同于臨汝所燒的青瓷器。這是在北方金人統治之下以及元代一百余年間的產物。”又說：“鈞窯之繼汝窯而起，是在金人統治時代，那時是鈞器的黃金時代。”關松房在《金代瓷器和鈞窯的問題》一文中也說：“鈞州在戰國時為陽翟，到宋代元豐三年陽翟屬潁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才改為鈞州，鈞窯不叫陽翟，不叫潁昌，也不叫禹窯足見鈞窯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后，這是肯定的。”一說始于元，如有人認為，鈞窯器在大量宋代墓葬中不曾發現，而多出于元代墓和遺址中，因而宋無鈞窯，鈞窯創燒于元代。在鈞臺窯的發掘中，出土大量的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傳世宋鈞”相一致的標本，有底刻與定窯、汝窯銘文相同的“奉華”字樣的器皿。據考證，宋有“奉華”殿名，這些器皿都是為宮廷需要而燒制的。金無此殿名。且宋金對峙時，禹州在金人統治下，更不能為南宋燒造宮廷用瓷了。早在民國十五年（1926年），禹州有一魏姓者，在鈞臺窯區挖出瓷制方形錢模一個，正面有“宣和無寶”字樣。1964年又發現同樣錢模，經河南省文物研究部門鑒定，錢模胎質與鈞臺窯鈞瓷胎質相同。“宣和”為北宋徽宗年號，這一重要發現為解決鈞臺窯的斷代提供了最有力的實物佐證。還可和1962年地方國營禹縣神垕瓷廠（今禹州市瓷廠）建電廠時出土的“元 七年高天順制”鈞窯碗相互印證。再據老一代史志、古陶瓷專家傅振倫先生說：1946年11月8日和李鴻慶同游，在北京古玩鋪見一鈞窯盤，銘文曰：“紹圣二年（1095年）五月□命望道□敬造社長劉造于鈞州高天祥題。”上述實物都足以說明，北宋中后期是鈞窯盛燒之時，始燒是北宋早期。正如趙青云在《鈞臺窯的興起與昌盛》一文中所說：“鈞臺窯創燒于北宋初期，盛燒于北宋中、晚期。” 　　
     
    （二）解決了鈞瓷因何命名的問題 　　
      
    關于鈞瓷一名的由來，明以前沒見記載，自明以來說法有二。一說因產于鈞州而得名。如明代屠隆《考磐余事》、高濂《遵五八箋·燕閑清賞箋》、文霞亨《長物志》均稱鈞窯為“鈞州窯”。（清）《南窯筆記》中也說：“鈞窯北宋鈞州所造。”建國后仍有不少文章中沿用“鈞瓷因產于鈞州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