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紅斑彩的。這些產品與北方鈞窯造型不同，具有南方元代造型特征。浙江江山文管會在陳家庵窯調查時，獲得單箍一件，上刻“陳窯記”三字銘文，陳家庵陳姓為宋嘉佑年間（1056~1063年）從潁川遷至江州（今九江市），再遷入江山的，故在當地發現有元代燒制的仿鈞乳濁釉器。上述史料說明北匠南遷，帶來北方制瓷的精湛技藝，與當地陶瓷工藝結合后，創造出新的產品。南北相互交流技藝，促進了陶瓷的發展。　　
      
    五、衰退時期
　  
    明代和清代中葉，鈞瓷處于衰退時期。 　　
      
    明代初期，社會相對安定，封建經濟再現復興。到永樂、宣德年間瓷器生產出現了新局面。全國瓷業中心趨向江西景德鎮，品種多，質量高，裝飾、彩繪技藝日臻完善。“它不僅要滿足內外市場的需要，而且還擔負了宮廷御用器和官府對內、對外賞賜和交換的全部窯器的制作。”據《明太祖實錄》記載：“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 ，積骸成丘，居民鮮少。”又說“今喪亂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禹縣志》（民國版）中也說：“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將山西3.5萬戶遷徙鈞州等地。”以上說明元朝末年因戰爭、災荒，禹地居民死亡慘重，人口稀少。經在禹州境內，特別是在神垕古鈞窯區，多次調查與訪問當地居民，他們都不是當地老戶，多從山西或外地遷此，更查不到明以前 的鈞瓷世家。上述可知，鈞瓷在元末因戰爭災荒，窯毀人亡而停燒。另 據宣德年間《大明會典》記載：“題準光祿寺，每年所需酒缸、瓶、壇分派河南布政司，除鈞、磁二州外，真定府曲陽縣分派酒缸117個，十瓶壇4274個，七瓶壇6100個，五瓶6240個，酒瓶10314個，每年燒造解寺應用。”明嘉靖三十二年，“題準曲陽缸、瓶共17765件，通行解部，如遇缸乏，止行磁州 、真定燒造，免派鈞州。”可見原能燒造艷麗絕倫的鈞窯場，衰敗到只能燒造酒缸、瓶壇的粗瓷窯場了。據考證，禹州的陶瓷業后產于明代仍以神垕鎮為集中區，其他窯場除個別燒制少量的缸、壇粗瓷外，已全部停燒。神垕鎮已成為全國日用粗瓷主要產區之一。據鎮內真武廟碑文記載“成化二十年（1484年），已有耕瀆（讀）陶冶者千余家”，還駐有“督瓷貢委官”，負責陶瓷納貢事宜。《中國陶瓷史》中也說：“明代日用瓷的主要產地有儀真、瓜州、鈞州、磁州和工陽等地，他們擔負豐大量的派造任務。”明代《如夢錄》（孔憲易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也記有開封“南薰門外吊橋下……往南路西有周王碗店，乃神垕瓷器碗盞……”的記述。上述記載都說明禹州（主要是神垕鎮），在明代主要生產日用瓷器。《禹州志》道光版（1821年）中也記有“禹州窯舊名鈞窯……明萬歷三年以避諱故改名禹州，其時鈞窯既不中稱禹窯，則避諱書作均事屬可據……”。上述史料說明，因避朱翊鈞諱改鈞州為禹州，鈞窯避諱書作均窯（古鈞與均通）都是歷史事實，但對鈞瓷生產與否無從查考。　　
      
    對明代禹州的鈞瓷是否斷燒，一直為陶瓷界所關注。禹州的陶瓷研究者也經過多次考察，尚未發現明代鈞窯遺址。只是于1980年在神垕鎮西大辦事處瓷廠院內3米深處，發現一古窯址，出土有少量仿天青釉鈞器殘片，同時出土的有一陶范，上刻“天啟六年”和“祁造”字樣。證明在明代末年有少數工匠摸索仿制天青鈞釉器，其釉色系用氧化鉆調染，用氧化焰燒成，和窯變鈞釉區別很大。而南方的江蘇宜興和廣東石灣等地于明代宣德年間，也有仿制鈞器者，有的仿制得還相當出色。 　　
      
    清王朝時期，制瓷工藝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南方瓷業生產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景德鎮出現了五彩繽紛的彩繪，花鳥`蟲魚`山水`人物，作品艷麗動人。且有鏤空、堆花、剔花等新的裝飾技法。此時景德鎮設御器廠，專燒宮廷用瓷，并仿燒宋代名窯。特別是“雍正皇帝對宋代名窯瓷器，而且還命景德鎮御器廠進行仿制”。“在仿制的宋代名窯瓷器中，以仿鈞最為成功”。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景德鎮御器廠協理陶務的唐英曾派廠署幕友吳堯圃來禹州調查鈞窯順釉料配制方法，并賦有《送吳堯圃之鈞州詩》，內有“……春風送客鈞州路，……此行陶冶賴成功，……陶 一發天地北，神工鬼斧驚才雄”等語。“雍正七年以后，宮廷檔案中屢見景德鎮仿鈞釉成功的記錄，是與吳堯圃的調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分不開的”。據《中國陶瓷史》記載：“雍正八年十月二十日……將年希堯燒造來的仿鈞窯磁爐大小十二件呈覽，奉旨此爐燒造的很好，傳與年希堯照此樣再多燒幾件（造字3332號）。”雍正十一年正月一十一日司庫常保奉旨著照宜興缽樣式，交與造燒瓷器處仿樣將鈞窯、官窯霽青、霽紅缽名燒造些業，其鈞窯的要緊，欽此（造字3360號）。”　　
      
    上述史料既說明清朝宮廷對仿鈞的重視，又說明唐英仿鈞之時，禹州的鈞窯可能有少量燒制者，但已不能生產上乘的貢品了。《大清統一志》（乾隆本）中說：“河南許州府土產，瓷器出禹州神垕山。”《禹州志》（道光本）中也說：“州西六十里，亂石山中，有鎮曰神垕，有土焉可陶為瓷。”“古鈞窯多在方山、涌水、藍水之濱，而治北扒村亦有遺址，故不止一處也。”可見當時禹州神垕主要生產“土產”粗瓷器，古鈞窯已成歷史“遺址”而未恢復。故窯變宋鈞瓷仍被視為珍寶。如清乾隆對宋代名窯也十分喜愛，他一生所作有關陶瓷詩文就有199首，其中題鈞瓷詩9首，這些瓷器一向被視為“宮廷秘寶”。1927年前后，北京西華門內廷古齋古玩鋪收進一宋鈞窯碗，表里天青有霞斑片點，足內刻有清乾隆御題詩文：“青器欣在北宋傳，閱年八百尚完全，圍匡底用以銅鎖，口足原看似鐵堅，摩撫天成豈茅蔑， 規月樣鎮團園。柴瓷罕見茲稱古，望古因之間幸然。”有些愛好古陶瓷，收藏也很豐富，自號“陶癡”，建國前曾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的陶瓷專門委員多年，對御題詩文很熟悉，自得此碗后，曾在“膠澳書畫古玩展覽會”中展出，評價甚高。
      
    六、復蘇時期
　  
    清代后期以迄民國，鈞瓷在明代衰退之后，進入了復蘇時期。　　
      
    清代后期，由于帝國主義國家入侵，使中國陶瓷業受到嚴重打擊。為了挽救我國的陶瓷工業，民族工商業者在清朝政府提倡的“振興實業”的口號下，在中國陶瓷手工業中進行了一些改革，創辦了一些新式瓷廠和公司。光緒三十年（1904年）到宣統二年（1910年），中國先后建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