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說因鈞臺而得名。如郭葆昌《瓷器概論》中說：“鈞窯建于宋初，在河南禹縣，其地有鈞臺，因名鈞瓷，至今尚存。”經過對鈞臺窯的發掘，陶瓷界才統一了認識，鈞瓷因鈞臺而得名。因為禹州古為夏禹國，禹受封于此為夏伯，境內有鈞臺，禹之子啟大享諸侯于此，表示正式繼位。從此，鈞臺就成為中華民族進入文明時代的實物佐證和國家產生的標志，也成了我國稀有的遠古遺跡和歷史名勝。數千年來，禹州人民一直把鈞臺當作禹州的象征。北宋時，在禹州城內北門里鈞臺附近設立官窯，大規模地燒造宮延用瓷，并在藝術上取得杰出的成就，故古人以鈞臺這一歷史名勝命名鈞瓷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清《景德鎮陶錄》所載：“鈞窯宋初所燒，出鈞臺。”現代古陶瓷學家安金槐也說：“禹州夏有古鈞臺，鈞瓷之名由此來。”趙青云在《鈞臺窯的興起與昌盛》一文中也明確地說：“若窯以地名，鈞窯就當來自鈞臺，這是和宋鈞的產地及其禹縣在北宋以前就有聞名于世的古鈞臺這一歷史地名是完全一致的。” 　　
     
    （三）解決了鈞窯編號數碼用意的爭論 　　
     
    鈞瓷底部刻有一到十的數碼，對其用意長期以來曾有多種解釋。（明）張應文《南窯筆記》中記有：“有一、二數目字樣于底足之間，蓋一副之記號了……”還有的認為紅朱色者都用單數，青藍色者用雙數。從發掘出的大量器皿標本中，經過數碼器物對照，弄清了數碼的用意，即數目字與器物的尺寸密切相關，數碼越小器形越大，數碼越大器形越小。同時也是為了花盆與盆托（即盆奩）同號配套，按照宮廷盆景設計需要，對不同類型不同號碼的花盆和盆奩進行批量生產的標記�，F選附《中國陶瓷史》之表于此供參閱。 　　
     
    （四）解決了鈞瓷研究者多年來未能解決的技術難題 　　
       
    陶瓷介的專家學者，用現代化的手段，對鈞臺窯的胎、釉進行了測試和研究，揭示了鈞瓷窯變的本質，找出了窯變的規律，提供了科學的數據，為鈞瓷的恢復和發展，在科技方面找到了正確途徑。鈞窯匠師在鈞臺窯出土的實物中學習到了很鑫的高超技藝和寶貴經驗，解決了不少技術難題，特別是鈞臺窯的造型技藝、帛作工藝、釉料配制、燒造技巧，已成為鈞窯匠師長期追仿的榜樣�！　�
     
    （五）解決了鈞、汝兩窯誰晚的爭議 　　
      
    北宋時期，鈞窯已影響到河南省內的郟縣、寶豐、魯山、歸汝、登封等較為有名的窯區，正如《中國陶瓷史》中所說：“一種瓷器在市場上受到歡迎，首先是臨近瓷窯的相繼仿制。”尤其是臨汝窯與鈞窯相互仿制更為突出，在鈞、汝兩窯址的考察中，也確實發現了不少天青、豆綠等釉色相同的殘片，故有“鈞、汝不分”和“鈞窯繼汝窯而起”之說。建國后，陶瓷界對此曾多次實地調查，發表文章。如60年代中期，馮先銘在《河南省臨汝縣宋代汝窯遺址調查》一文中記有：“重點復查了11處遺址，就有8處燒造鈞瓷（宋代3處，金、元時期5處），可見臨汝窯大多數燒造鈞瓷。”馮先銘通過對臨汝西南鄉嚴和店與東北鄉大峪店兩大窯區遺址的多次考察，認為臨汝窯燒制的鈞釉器，以大峪店東溝窯、陳家莊窯最為精美，既具有臨汝窯晶瑩似玉、勻凈明快的特點，又有鈞窯乳光內含、豪放酒脫的窯變特色。而在鈞窯遺址中，特別是鈞臺窯遺址中，也有專燒汝瓷的瓷窯。如趙青云在《汝窯的燒造歷史及裝飾藝術》一文中說：“然鈞臺窯除了燒造鈞瓷名牌產品，對汝窯印花青瓷的傳統工藝也倍加欣賞，所以在鈞臺窯專設一個生產區燒造汝瓷，其產品除光素無紋者外，也印有各種纏枝、折枝花卉和水波游魚等文飾，且產品造型卻與眾不同，圈足較矮，碗盤較淺，臨汝窯風格的印花小碗敞口尖底與碗身稍高的特征，在這里幾乎絕跡。”在鈞臺窯中還發現有與汝窯相同的“奉華”銘文器皿。都可證兩窯系同時燒制 ，又相互影響，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禹州市西部的鈞窯集中區神垕鎮，與汝州的大峪店鄉的東溝、碗溝相距很近，而且都有發展陶瓷的天然優越條件。兩地近在咫尺，在陶瓷技藝上，相互交流，取長補短，是很政黨 。但兩地產品各具特色，如兩地釉面，鈞窯多光素，而汝窯則多刻、印花紋；釉色，汝窯為顯示花紋多薄而透明，而鈞窯則多厚而乳濁；胎骨，則是鈞窯厚而當窯��；鈞窯釉青中帶紅斑者居多，而汝窯青中帶紅者較少。至于汝官窯和鈞官窯的胎骨和釉色更是涇、渭分明，各具千秋了。綜上所述，鈞、汝、兩窯，關系密切，同屬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由于鈞釉窯變色彩美妙，汝窯自然要學習其技法，而鈞窯對汝窯美麗的釉色，倍加贊賞，也要吸取其技巧。正如李輝柄在《鈞窯系的形成與分期》一文中所述：“臨汝與禹縣近鄰，禹縣的鈞窯影響到臨汝而生產鈞瓷，臨汝的印花青瓷也影響到禹縣。”
　  
    四、恢復與發展時期
　  
    金、元時期，鈞瓷繼續發展�！　�
      
    北宋末年，戰爭頻繁，靖康之變，汴京陷落，宋王朝南遷臨安，在南方另辟官窯燒造御和器皿。金朝末年，蒙、金在鈞州在戰，鈞臺窯由此停燒，其它窯場也因戰爭而遭到破壞。然而，為滿足廣大居民生活需要，在戰局稍安后，有一些窯場仍繼續燒制。在神垕鎮古窯遺址中，曾發現一件白釉瓷枕殘器，枕面刻有詩文：“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一朝事業如春夢，不如蓬門閉戶，教幾個小蒙童。忽然喧嘩一片聲，不覺金兵到門庭。”又據關松房《金代瓷器和鈞窯的問題》中記述，1963年，中國文化代表團在日本曾看到一件中國制的綠釉瓷枕，底部有一長方形印痕“趙家造”三字。枕面一段文字：“時難年歲事業空，兄弟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途中。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時余游潁川，聞金兵南竄，觀路旁骨肉滿地，可嘆！可嘆！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聞一片喧嘩，自覺心慌，思之傷心悲嘆。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只有作詩稍覺心安。余困居塞城半載，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時在紹興三年清和望月也。”紹興為南宋高宗年號，三年即1133年，金太宗完顏晟天會十一年。作者不用金年號，顯然出于正統觀念和民族意識。以上兩方瓷枕說明動亂中，潁川（今禹州一帶）瓷窯仍有生產者。
      
    金王朝于海陵王（完顏亮）貞元一年（1153年）遷都燕京（今北京）后，中原地區經濟得到恢復，禹州鈞瓷也在北宋的基礎上恢復和發展起來。據《禹縣志》（民國版）中，元朝張克己所撰東張鎮（即淺井鄉扒村）百靈公廟碑文中說：“州之西北二十五里，有鎮曰東張，古今 以為陶瓷之所。……所居之民皆以燒造瓷器為業，乃所謂凝土以為器者，其所由來遠矣。是鎮金國末年最為繁盛，人稠物充，幾有萬室，市井駢闐，不減城邑。逮壬辰（1232年）兵燼之余百不存一。”這里所說的壬辰兵燼，即蒙金的鈞州大戰。華石編《中國陶瓷》（1985年第1版）中也說：“金遷都燕京（1153年）后，陶瓷工藝主要繼承北宋風格。金代鈞瓷生產比宋代更為普遍，生產范圍從河南擴大到河北、山西等地，民間普遍使用。”這時的鈞器多數失去宋的傳統技藝，胎質粗松，工藝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