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鎮木版年畫源于唐，興于宋，鼎盛于明清，是中國四大木版年畫之一。其制作采用木版與鏤版相結合，水印套色，種類繁多，用紙講究，色彩艷麗，題材和內容大

    多取材于歷史戲劇、演義小說、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朱仙鎮木版年畫鄉土氣息濃郁，民間情趣強烈，具有獨特的地方色彩和淳樸古老的民族風格，是民間工藝美術中的一支奇葩。

    “二十八，貼花花。”每年農歷臘月二十八以后，在貼年畫的歡聲笑語中，人們不厭其煩地講述著降妖捉鬼、鎮宅辟邪的鐘馗，為李世民護駕守宮的尉遲敬德和秦瓊……小小的木版年畫里濃縮著歷史的滄桑變化。作為與天津的楊柳青、山東濰坊的楊家埠、江蘇蘇州的桃花塢齊名的四大年畫產地之一朱仙鎮，也經歷著歲月更迭的變遷。

    關帝廟內年畫社

    朱仙鎮有“朱仙鎮木版年畫社”和“朱仙鎮木版年畫研究會”兩家專門從事制作和研究的團體，而年畫社就設在鎮上的關帝廟內。

    一間大約20平方米的廂房就是年畫的“生產車間”，記者進去參觀時，兩位年過半百的老藝人正為一張張年畫上色、印刷，旁邊還有人在火爐旁將印好的年畫一張張烤干。“天氣潮濕時只能用煤爐烘烤，天氣好的時候才能把年畫拿到太陽底下曬干。”年畫社社長張繼忠說，朱仙鎮年畫一直延續著這種傳統工藝。

    據了解，朱仙鎮從事木版年畫制作者僅有十幾人，由于沒有固定場所，年畫社只好暫設在關帝廟內。房屋長年失修，冬不避風夏不遮雨，常導致生產和研究的中斷———朱仙鎮木版年畫這個蜚聲海內外的民間文化遺產的現狀，與年畫“鼻祖”地位相去甚遠。
 
    更嚴峻的是，目前朱仙鎮能配置印制年畫顏料的只有55歲的劉金祿一人。他12歲跟父親劉本成學藝，從年畫社成立起就在年畫社的作坊里印木版年畫，“政府投資辦的年畫社就這一家了，我要離開這兒，年畫社就要關門了。”劉金祿說。

    “文革”中遭受致命打擊

    “朱仙鎮年畫明清時期最為鼎盛，那時有商戶300多家，產量在3000萬張以上，年畫銷往全國各地。”回想過去，張繼忠臉上放出了光彩。“后來西方印刷技術傳入，手工印刷受到嚴重挑戰，整個木版年畫走向衰敗。到建國初期，只剩下20多家生產經營者。”張繼忠說，“文化大革命中，朱仙鎮年畫流傳下來的99％的版型全部被燒毀———這是朱仙鎮年畫遭受的最致命打擊。”

    20世紀90年代，張繼忠決定招商引資來發展朱仙鎮木版年畫，當時的木版年畫社辦起了兩個印刷廠，專職員工達到200多人，木版年畫一度生機勃勃。但在1996年，印刷廠因沒有相應的出版社版權被查封，朱仙鎮木版年畫又一次跌落低谷。

    近年來，朱仙鎮年畫再次出現了轉機：2002年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啟動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朱仙鎮木版年畫位列其中；朱仙鎮還被授予“中國木版年畫藝術之鄉”的稱號；2004年，河南發改委批款建中國木版年畫博物館———“國字號”博物館的興建，將給朱仙鎮年畫的振興增添了希望。

    年畫的他救與自救

    2002年10月，首屆中國木版年畫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木版年畫大聯展在朱仙鎮舉行。在這次大會的推動下，我省2003年年初成立了朱仙鎮木版年畫普查與編纂工作組，對年畫的制作、工具材料、藝人、作品、行業習俗、口訣歌謠等，采用文字、圖片、攝像三結合的手段進行記錄；對現有年畫的古版、新版、樣張進行詳細登記、拍照，并出版了《中國木板年畫集成·朱仙鎮卷》。

    有了政府的幫助，張繼忠并沒有高枕無憂。“最重要的是自己如何發展、如何開拓市場。”張繼忠說，朱仙鎮從事年畫生產和經營的商家有20家左右，大部分分布在農村，生產者和經營者一般都是農民，靠的是祖上傳下來的工藝和傳統的經營模式，“年畫應該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找一個最佳結合點，在內容上增加時代元素，在產品和營銷模式上借鑒現代手段，使傳統藝術融入到現代社會。”

    此外，人才匱乏也是木版年畫發展的“軟肋”。“新時代年畫需要加入新元素，更需要補充新鮮血液。”張繼忠表示，年畫社的18名員工中絕大部分是老藝人，這讓年畫發展和市場開拓顯得捉襟見肘，“希望能在河南大學等高校開設民俗課，培養專業人才，同時也要加強與企業之間的市場策劃，提高朱仙鎮木版年畫的影響力。”
 
    作者：左麗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