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簡言之：生命在不生不化者這一終極本源的往復(fù)運(yùn)動中，循著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渾淪（易）→天地人→萬物的過程，自然而然氣化而成�！读凶印氛�以此生命本源觀為起點(diǎn)，來建構(gòu)他的生命意識，既然生命由道主宰，由氣生化，而且自然而然生化，非有心用力而為之，由是推之，生命的過程必然是自然生衰。

    二、自然生衰之生命過程

    人何以得存，文本言“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列子·天瑞》），人首先是萬物之一，其當(dāng)與萬物有同類之性，和氣而生。而天生萬物，唯人為貴，人又因其特殊性而存世間，人乃氣心神合于一體，體有七孔四肢心腹六藏。正因認(rèn)識到人的至貴性，中國古代許多哲人力求長生不老，或者延緩衰老過程，而《列子》將人的生命看作一種自然現(xiàn)象，循自然之理，非人智力所能為。它對生命過程看法是

    （一）理無久生。一切有形的事物是有生有滅的，連人也不能例外，會與天地一樣最終歸于消亡。“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于數(shù)也”（《列子·天瑞》），人的生命既不會因刻意珍視而長存，青春也不會因倍加愛護(hù)而永駐。文本借孟孫陽問人貴生愛身，可否蘄不死，答案是“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列子·楊朱篇》）。文本指出生死皆命，非人物所能左右，生生死死，不是物我能左右的，是命使然，智之所無柰何。命亦為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可見命是人無法把握而又客觀存在的必然性，足見生命過程遵循的是一自然進(jìn)程。“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列子·力命》生命不僅不會久生，而且常常運(yùn)動變化。

    （二）人生常化。文本首先指出人生有四化：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接著進(jìn)一步指出人無時無刻多在發(fā)生變化。“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tài)，亡日不異；皮膚爪發(fā)，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后知”（《列子·天瑞》）。人自來到世間，體態(tài)智力，皮膚毛發(fā)，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只是有的易見，有的難察罷拉。所以生死只是這諸多變化中的一種。在生命變化中，盈虧相補(bǔ)，生死相隨，“故物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列子·天瑞》）。

    （三）生往死返。生死是生命行進(jìn)的自然過程，萬物皆出于機(jī)，皆入于機(jī)。生死是人生的必由之路，生往死返。“死之于生，一往一返，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列子·天瑞》），生死相伴相隨，死乃人之歸，而生當(dāng)是人之行途奔波，“死也者，德之徼。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列子·天瑞》），并且人死，則精神離形，一者歸天，一者屬地，各歸其真，己身將一無所存，“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列子·天瑞》）。

    既然生命自然而生，又自然而亡，死后一無所存，并且這種過程是必然的，非人的主觀能動性所改變，加之人生之短暫，即使壽可百年，然而嬰兒期昏老期，近占其一半。夜眠晝覺之所遺，又近占其半。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近乎其半。真正為自己所有時間少之又少。那作為萬物之長的人存于世的意義何在？人為什么而活？即生命的價值問題，《列子》給出拉自己的回答。

    三、“且趣當(dāng)生”的生命價值

    《列子》的形上價值追求師承老莊，追求一種高于現(xiàn)實，而且超越現(xiàn)實的理想境界。這種境界常人無法達(dá)到，所以將它集中于其理想人格和理想國度身上．尋求至人至道的超脫境界。他所勾勒的理想人格,身處自然之境, 吸風(fēng)飲露，心境平和,無親無愛，無智無巧，無畏無怒,與萬物和諧共處，無所為而治天下。“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fēng)飲露，不食五谷；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圣為之臣；不畏不怒，愿愨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列子·黃帝》）。人生于社會，社會是人生之寓所，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亦是理想人生的應(yīng)有之義。其欲求的理想社會：國家無統(tǒng)治者，民無欲望，惟循自然之理。如此社會人們不樂生哀死，不僅解愛恨、利害、是非等社會羈絆，而且能越自然之障，自由、清靜的生活。“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列子·黃帝》），而這種社會應(yīng)如何治理呢？是圣人無為而治的結(jié)果，圣人用不治、不言、不化的方式使國大治。“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仲尼》），在這樣的社會，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不驕不忌；男女長幼和諧相處，不耕不稼，不織不衣，樂而無憂。

    然而這種至人是超功利的，超社會的，這種至道之國只是一種純粹形上的構(gòu)建，在現(xiàn)實中是無法實現(xiàn)的．當(dāng)人生理想下落至現(xiàn)實社會，生命存在的諸多困境無法由一己之力去抗拒超越，既然人生死有命，命又是人無法抗拒的，因此人生得處處安命。“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列子·力命》），人生短暫，而真正為自己所有時間又少之又少，人死后便一無所存。在此《列子》走了與莊子不同的一條路，莊子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從內(nèi)心尋找人生困境的根源，求的精神藉慰，將其落實于精神超脫、逍遙之游，求與天地共生、萬物齊一［５］。而《列子》卻在安命的前提下力求當(dāng)生的快樂，特別是肉體的快樂。以“且趣當(dāng)生”為現(xiàn)實人生的價值取向。文本對生命的現(xiàn)實生存價值給了自己獨(dú)特的注解，它認(rèn)為功名禮法不過人生的重囚累梏，人之本性在于當(dāng)生的逸樂，人生短暫，即便賢如堯舜，惡如桀紂，死后同為腐骨一堆。因此人生要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以得個體當(dāng)生之娛。“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dāng)生，奚遑死后”（《列子·楊朱》），并且它進(jìn)一步指出這種快樂的的核心是肉體感官的物質(zhì)聲色的享受，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總之，它強(qiáng)調(diào)逸樂順乎人性，看重生命的此在世界，不想死后的彼在在世界，追求當(dāng)生肉體的快樂是人生最重之所在。因具強(qiáng)烈的縱欲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