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后現代社會如果要想變得比現代社會更完善、更美好些，就一定要從前現代社會吸取更多的生存大智慧，而不能像現代性思潮對待以往時代那樣，總是采取割裂、斷絕的革命姿態。他說，這也可以看做我對我們所處時代的精神走向的一己之見。

　　跨界研究的意義

　　劉海燕：20世紀80年代初，您立足于文藝心理學研究領域，并參與了新時期中國文藝心理學學科建設，出版了專著《文藝心理闡釋》《創作心理研究》，主編了《文學心理學教程》《文藝心理學大辭典》、“文藝心理學著譯叢書”等，形成文學盛世的重要脈流。后來，您在《文藝報》(1986)發表《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一文，在文學界引起廣泛反響和爭鳴。您步入這個研究領域的初衷是什么？“向內轉”的討論對當時的文學界和您本人產生了什么影響？

　　魯樞元：現在看來，文藝心理學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重建，與新時期的文學思潮、文學運動是完全一致的。文學是人學，是人的心靈學，文學再度回歸人的主體，文學的審美風范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你提到《文藝報》發表的《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一文，也可以說是我對這一文學時代浪潮的個人的回應。

　　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怎么跨入文藝心理學研究領域，并參與了新時期中國文藝心理學學科的重建，至今仍然說不清楚。我雖然曾在大學念過書，但是并沒有學過“心理學”這門課程。大約1974年前后，我從“文革”中被查封的禁書中“竊取”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的《西方現代心理學派別》，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S。吳偉士(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這本書就成了我的心理學啟蒙讀物。1978年中國文壇解凍，我趕上了這段好時光，更有幸得到一些學界前輩如錢谷融、王元化、蔣孔陽先生的及時點撥，風生云起，風云際會，就這樣我在文藝心理學的風口浪尖上折騰了許多年。

　　當時國內流行的心理學理論多以蘇聯的認知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為藍本，大約正是由于吳偉士的那本書，使我一開始便把目光投向西方心理學史，對構造主義心理學、機能主義心理學、行為主義心理學、精神分析心理學、分析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學、人本主義心理學以及心理學的日內瓦學派、“維列魯”學派逐一進行了雖然粗疏卻興致盎然的掃描，后來結集成《文藝心理闡釋》一書。我的用意倒也單純，就是試圖直接從積淀深厚的西方心理學資源中探測、尋覓與文學藝術相關的知識與理論，讓文藝理論與心理學理論在我的視野內發生碰撞，這種撞擊如果能夠生發出些什么新的東西來，那可能就是我的發現。

　　至于初衷，直接的可以說是好奇心。我承認我不能像許多批評家那樣冷峻與超脫，我對于杰出的作家、詩人、藝術家始終懷有神秘感，懷有敬畏之心，認定他們是天地間的精靈，幾乎是不可言說的。最初，我致力于創作心理研究就是出于這種好奇心，即所謂試圖打開文學藝術創作的“黑箱子”。如果慮及研究者的天性，我可能屬于“內傾感覺”的人格類型，加之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太重，總相信“重內輕外”、“被褐懷玉”、“重于外者而內拙”之類古訓。所以，我在評價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走向時選擇了“向內轉”的說法，該是出于我自己真實的心靈體驗。當然，這篇文章也在相當一部分作家、評論家那里引起共鳴，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長期以來文藝理論過度外傾的偏頗�！段乃噲蟆窞榇私M織了一年多的論爭，使我自己對文藝學中“內”“外”的關系也獲得了較全面的認識。

　　劉海燕：1990年，您的《超越語言》一書出版，當時在文藝理論界引起強烈反響，也引起了強烈爭議，推動了國內創作界、理論界對文學語言轉向的關注。當時結構主義盛行，各種科學手段被移植到文藝批評中來，批評家們熱衷于用符號學、敘事學等來闡釋文本，裹挾各種意義。您的“語言轉向”逆向而行，這種學術信心和立場的根基在哪里？

　　魯樞元：有人說，《超越語言》至今仍是我寫得最好的一本書。我自己覺得，從書寫風格上它的確擁有自己的個性與特色；從學術規范上，它又是青澀稚嫩、漏洞百出的�，F在看來，有點“無知無畏”，“不知山有虎，敢在虎山行”的唐突與懵懂。

　　事發原因或許竟出自“防守自衛”的心理。20世紀80年代末，理論界的風向突然開始轉變，結構主義的文學理論向“主體論”、“心靈論”的文學理論展開猛烈攻勢，直指我從事文學心理學研究的立足之地，對此我很難保持冷靜鎮定的態度，便倉促上陣，把矛頭指向結構主義營盤的縱深――結構主義語言學。該書出版之際，那場漫卷中國知識界的風潮尚未完全平息，卻還是獲得一些詩人、作家的激賞與贊揚，隨即便又遭到幾乎所有看過此書的語言學家的痛斥與批駁。之所以形成如此冷熱相激、褒貶懸殊的局面，我想，除了我自己惹出的麻煩外，深層里面恐怕還是文學與語言學這對親兄弟之間曠日持久的隔閡與偏見、猜忌與怨懟。

　　新世紀之初，復旦大學著名語言學家宗廷虎主編的《20世紀中國修辭學》一書出版，其中設置專節對這場公案作出如此評價：“語言學界的人士讀魯樞元的《超越語言》，大都有云遮霧罩、撲朔迷離的感覺。其概念使用的模糊化、語言表述的文學化，尤其是研究方法的‘非科學化’乃至‘反科學化’，往往讓人摸不著邊際。”“魯氏以文學評論起家，缺乏語言學的嚴格訓練，但同時也少了些語言學研究中的清規戒律”，“魯樞元不是修辭學家，也沒有十分自覺地去研究文學修辭。然而，他對文學語言從‘未移為辭’到‘已移為辭’整個過程的悉心探討，他對文學優化表達做出的滿懷深情的闡釋，卻正是修辭學家要做的事情。”這些話充分體現了語言學家對一個文藝理論工作者友善、愛惜、理解、寬容的態度，我更愿意把這看做語言學與文學的和解、溝通與相互體認。

　　對于現代人類而言，語言無疑就是一種強有力的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盡管如此，我相信也還存在著化外之地。語言與言語，語言與文學，語言與個體生命，語言與詩人、作家的獨特心靈之間仍然存在著幽微莫測的空隙。立足于文學的經驗，我相信“私人話語”的存在與價值，而不能接受籠統否定“私語言”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