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沙文主義的背后是邏輯中心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人類中心主義,這與人類的實際生存狀況并不完全符合。曾經寫下《邏輯哲學論》的維特根斯坦,在他的許多言論中倒是為“神秘事物”留下足夠的余地。他以自己為例說:“我成功地表達的事物,從未超過我想要表達的一半”,“一個人對于不能談的事情就應當沉默”。文學卻不能甘于沉默,文學恰恰就是要在“語言不能表達之處”下功夫,詩歌的難能可貴就在于要“用語言表達那些用語言不能表達的東西”。人類學的發(fā)現(xiàn)已經證明,在語言問題上,人與動物之間也并沒有絕對的界線,人類在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就已經會“唱歌”,在還不很會走路的時候就已經會“跳舞”,在沒有文字的時候就已經會“畫畫”,文學藝術比語言與文字更原始,也更自然,更充盈,也更高蹈,那是人類存在的出發(fā)點與制高點,是人類精神的深淵與峰巔,因而也更具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神秘”。對此,作家、詩人、藝術家應有更多的發(fā)言權。
劉海燕:1992年以來,您開始把研究重心轉移到對當代精神生態(tài)的研究中來,從文藝學、心理學、生態(tài)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角度,探討人類精神性的存在,把自然生態(tài)、社會生態(tài)、精神生態(tài)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進行研究,為現(xiàn)代社會的健康發(fā)展提供新的理論依據(jù)。在這個過度消費、生態(tài)被嚴重破壞的時代里,您在新著《陶淵明的幽靈》中,把陶淵明作為一個“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優(yōu)美典范,置身簡樸的日子享受高貴的精神,希望他成為世人的青燈,重新照亮人類心頭的自然和美好生活的本源。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人文理想依然流淌在您思想的血液中。在這個利欲熏心的時代,您認為文學和學術對社會還有怎樣的作用?
魯樞元:我對于現(xiàn)代社會生態(tài)問題的關注,其實是從讀A.N。懷特海的《科學與近代世界》、V.R。貝塔朗菲的《人的系統(tǒng)觀》兩本書開始的。懷特海指出“人類的審美直覺”與“科學機械論”之間充滿矛盾與沖突,審美價值更多地依賴于自然,“藝術的創(chuàng)造性”與“環(huán)境的新鮮性”、“靈魂的持續(xù)性”是一致的。貝塔朗菲的一句話更使我感到無比的警策:“我們已經征服了世界,但卻在征途的某個地方失去了靈魂!”一位佛教徒偶爾說出的一句話:生態(tài)解困在心而不在物。這使我又聯(lián)想起海德格爾的說法:重整破碎的自然與重建衰敗的人類精神是一致的,拯救的一線希望在于讓詩意重歸大地。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我將自然生態(tài)、人類精神、文學藝術一并納入我的研究視野,并嘗試著將“生態(tài)”觀念注入文學理論的機體,將“詩意”植入當代生態(tài)學的體系。
最近出版的《陶淵明的幽靈》一書,是我實施生態(tài)批評的一個具體案例,也是我努力將西方生態(tài)批評理論與中國傳統(tǒng)生態(tài)文化精神相互溝通的一次實驗。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海德格爾、利奧塔、德里達等西方哲人的“現(xiàn)象學還原”與古代中國老子、莊子、陶淵明的“回歸哲學”、“回歸詩學”原本是聲氣相投的。要弄清文學與自然在現(xiàn)代社會的來路與前程,就不能不擺脫現(xiàn)行“文學理論”的框架,“返回隱而未見的事物本身”、“返回邏輯學、倫理學誕生之前的思的本真狀態(tài)”。
有人說“生態(tài)學是一門顛覆性的學科”,但我生性怯懦,缺少顛覆的英勇氣概,自從關注生態(tài)批評以來,焦慮、哀傷、無助乃至絕望的心情一天甚于一天。我不能理解,在生態(tài)環(huán)境如此險惡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與時代為何還如此放縱物質主義、消費主義近乎瘋狂地蔓延擴張?在如此囂張的房地產開發(fā)與汽車生產面前,所謂“低碳”統(tǒng)統(tǒng)變成“扯淡”。
如今再談“拯救”,往往引來的只是一片噓聲。
“科技”與“管理”,曾經最受人尊崇,也被認作最強大有力的拯救者,如今都成了有意無意的“合謀者”。剩下的只有潛隱在心靈幽深處的“憧憬”與“審美”,這也是文學與藝術的領域,且已經遍體鱗傷。相對于堅實、強大、明朗、時尚的科技與管理,文學、藝術是如此的輕柔、虛飄、幽微、蒼老,所謂“文學的拯救”,恐怕只能招來更多的噓聲。然而,我們就只剩下這些了!好在還有中國古代圣哲的言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知其白而守其黑。柔弱有可能勝于剛強,二十四小時的通體明亮畢竟也不是人過的日子。
我在為《陶淵明的幽靈》一書所做的特別提示中寫道:“本書嘗試在后現(xiàn)代生態(tài)批評的語境中、運用德里達幽靈學的方法,對中華民族偉大詩人陶淵明做出深層闡釋。祈盼陶淵明的詩魂在這個天空毒霧騰騰、大地污水漫漫、人類欲火炎炎的時代,為世人點燃青燈一盞,重新照亮人類心頭的自然,重新發(fā)掘人間自由、美好生活的本源。”曾有文論界的朋友帶著詫異的口吻對我說:“你怎么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承認這一輩子怕是改不了啦。在我看來,古今中外的優(yōu)秀文學總也離不開理想、幻想,甚至夢想、空想、癡想。你可以說這是人類的弱點,那恐怕也還是人類僅存的天真之所在。
劉海燕:2011年,學林出版社推出您的“文學的跨界研究”三卷本(1980-2010):《文學與心理學》《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生態(tài)學》,請您談談“跨界研究”的意義。
魯樞元:按照亞當・斯密與馬克思的說法,現(xiàn)代學科的分類是由工業(yè)社會的勞動分工促成的,幕后的推手是生產的效益與資本的利潤。現(xiàn)代“文藝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出現(xiàn),也應是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崇尚概念思維、邏輯分析、專業(yè)分工的結果。一些文藝學的研究者,儼然以文藝學的“專門家”自居,把他自己面對的詩人、藝術家、作品、文學藝術活動當作外在的、客觀的分析研究對象,不但要概括出文學藝術的“本質”、抽取創(chuàng)造活動的“規(guī)律”,還要竭盡全力把它構建成一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文藝理論家走上了一條與作家、詩人、藝術家的工作背道而馳的道路。文藝創(chuàng)作向往的是感性化、情緒化、個性化、獨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