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沅君作為當代杰出女學者、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可謂20世紀中國的一個奇跡。這位蜚聲全國、傾一生心血致力于我國古典文學教育事業的文化名人,是20年代中國新文壇上與蘇雪林、廬隱、冰心齊名的富有才華、獨具風格的女作家,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她與學者陸侃如的結合,曾被人稱做是一部充滿著“愛、自由和美”的奇特的羅曼史。可以說,她與陸侃如既是感情的結合,也是學術的結合,他們從20年代末結為伉儷,合著《中國史詩》、《中國文學史簡編》等,一起遠渡重洋留學法國,一起經受戰亂年代顛沛流離的苦難辛酸,又一起于1947年盛夏來到山東大學任教,在這所享有良好聲譽的高等學府度過了他們一生中最后的30來個春秋。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這對學者伉儷始終情深愛篤,相依為命。他們都是國家一級教授,都被國務院任命為山東大學副校長,馮沅君還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陸侃如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們在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中,不僅多有建樹,更為國家培養了許多人才,當代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卓有成就的學者袁世碩、牟世金都曾是他們的高足。馮沅君身為當代中國著名學者,她的長兄馮友蘭(哲學家),二兄馮景蘭(地質學家),一門三杰,在學術上都有相當成就。
才華初綻
馮沅君原名恭蘭,后改淑蘭,字德馥,筆名淦女士、大綺、吳儀、漱巒、易安、沅君等。l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上一個頗為富有的封建官宦之家,祖父馮玉文,字圣征,大約有15OO畝土地,是一個封建大家庭。她的父親馮臺異,字樹侯,一生寒窗苦讀,追求功名,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中了第三甲進士,分發到兩湖總督張之洞幕下辦事。此時,張之洞正在湖北武昌辦洋務,其中一項便是辦新式教育,馮樹侯就被委派為武昌“方言學堂”會計庶務委員(即外國語學校的總務長)。梁鼎芬當時為武昌知府,雖兼任方言學堂的監督(相當于校長),卻因公務繁忙,無暇顧及學校事務,而由馮樹侯一人負責。之后,馮樹侯又出任勘測粵漢鐵路的“彈壓委員”;不久,終于在他四十一二歲間(1907年)被任命為湖北省崇陽縣知縣,成了主宰崇陽一縣事務的“父母官”。隨后,吳氏夫人便攜帶年幼的沅君及其長兄友蘭、二兄景蘭赴崇陽與父親團聚。
馮樹侯先生注重對子女的教育,在家設了書房,請了“教讀師爺”,給3個孩子上古文、算學、寫字、作文課。對沅君來說,讀古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古文讀起來有聲調,有氣勢,頗令人興奮。算學則是加減乘除,覺得很乏味。此外是寫毛筆字。作文每周一次。年幼的馮沅君尤其愛讀唐詩,她喜歡讀詩可追溯至5歲的時候,父親教兄長們學唐詩,她便躲在一邊偷聽,幾遍下來便能一字不差地背誦。久而久之,到十一二歲時,她不僅能背誦大量的詩詞,而且還能夠吟詩填詞,故有才女之譽。馮家歷來有作詩家風,馮沅君的祖父馮玉文著有《梅村詩稿》,伯父馮云異著有《知非齋詩集》,父親馮樹侯著有《復齋詩集》,姑母亦著有《梅花窗詩草》。馮沅君很會作詩,在山東大學袁世碩與嚴蓉仙教授合編的《馮沅君創作譯文集》中,收入了馮沅君大量的詩詞作品,她在文革中也為這些太多的詩而吃了太多的苦頭。
馮沅君的母親吳清芝,是位通曉詩書、思想開明的知識分子,曾擔任過當地的女子小學校長。吳夫人教子有方,除對子女親授詩書經傳外,還特聘請了一位名師嚴加訓練,即使對年齡最小的沅君,也從不因愛而廢嚴。這就使馮沅君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打下了研究古典文學的堅實基礎。母親訓導她說:“不能徒恃聰明。讀書要扎扎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就像你大哥一樣。你大哥雖不如你二哥聰明,但他在不停止地往前走,從不間斷,這就厲害。”慈母的教誨,對馮沅君后來走上文學創作和古典詩詞研究的道路,起了啟蒙作用。可以說,馮沅君的未來是她母親的早期教育所奠基的。所以馮沅君后來每念及母親時,總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母女之愛。
馮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暫,在她剛滿8歲的時候,父親馮樹侯突發腦溢血病逝于崇陽縣衙任中。那是l908年夏天,即馮樹侯出任崇陽縣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風得意之時,死神卻把他帶走了,盡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盡管馮沅君是那么愛自己的父親,心里充滿對父親無上崇敬、仰慕和愛戴的真情實意,但無奈人生無常,事至可悲。
在父親病逝后的幾年里,馮沅君跟母親及二位兄長,又返回到了唐河縣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親的教導和兄長們的幫助下自學詩書。沒過多久,她的兩位兄長紛紛離家遠赴開封、上海,進了大、中學堂。
馮沅君的這兩位胞兄都是新學堂的學生,在學校接受了一些新的東西,思想都比較開明。所以,他們平素在家中的言談及經常從外地寄來的新派報刊,使馮沅君逐漸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她不再滿足于深居閨中讀書習字的生活,她熱切地企盼像兩位兄長那樣,到大城市去讀書,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識。
說來也巧,機遇從天而降,北洋政府決定將原來慈禧太后創辦的女子師范學校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并于1917年開始招生。馮沅君得知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與其兄說服母親,毅然隨兩位胞兄進京投考。當時,北京女高師入學考試只考國文一門,馮沅君自幼學習國文,有較好的基礎,自然是一舉考中了。就這樣,17歲的河南姑娘馮沅君成了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從此,馮沅君開始了嶄新的學校生活。
名滿京華
馮沅君就讀北京國立女高師之際,正是五四運動席卷中國知識界的時候,“新潮派”和“歐美派”的教師們給女高師帶來了新的思想,所以當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紛紛走上街頭游行,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的時候,北京女高師的學生便積極響應,投身到時代那波瀾壯闊的革命熱潮之中。當時,北京女高師的方校長是一個思想頑固的老官僚,他不準學生上街參加愛國游行,并下令緊閉校門,還特意派人在校門上加了一把大鐵鎖。然而,馮沅君卻無視學校的嚴束,第一個搬起石塊砸碎了鐵鎖,全校的同學奪門而出,與北大、清華等校的師生會師。這件事使馮沅君在北京女高師獲得了一個勇敢無畏的好名聲,受到廣大師生的贊揚。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喚醒了一代有頭腦、有作為的男女青年。馮沅君,這個內心一直向往著自由與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這個偉大運動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筆,將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改編成古裝話劇,并親自登臺演出,主動扮演了劇中眾矢之的的封建專制家長的典型人物焦母(馮沅君的同屆同學程俊英飾劉蘭芝,孫斐君飾焦仲卿,陳定秀飾小姑)。女大學生登臺演戲,在20年代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極為大膽的行動,從而得到執導此劇的李大釗先生的稱贊和《戲劇雜志》社陳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學生登臺演戲在北京是頭一遭,故而轟動了整個北京城,演出獲得了意外的成功,連演3天,盛況空前:第一天滿座,第二天以后就連窗戶外邊也擠滿了人。北大、清華的師生們還開了專車前往觀看,李大釗先生的夫人帶著女兒前去助威,魯迅先生和川島先生亦都來看過戲。《孔雀東南飛》的演出,使馮沅君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寫文章說馮沅君此時是“名滿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