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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女馮沅君(2)

2013/7/8 11:09:49 點擊數： 【字體：大 中 小】

 
    女高師是北京的一流學府，這里人才濟濟，集聚了不少優秀的教師。馮沅君的班級主任陳中凡，是位國學底子深厚、學識豐富的飽學之士，著名的經學專家；李大釗教授給學生們講社會學、倫理學和女權運動史，在課堂上宣傳馬列主義，號召學生反抗封建的忠孝節義，推翻舊的社會制度；胡適教授給她們講授《中國哲學史》，他是第一個把《新青年》雜志介紹給同學們讀的老師。學者、名師們大膽的議論，深邃的思想，使青年馮沅君自幼受四書五經熏陶的內心世界大為震撼，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感覺、新體驗油然而生，一條嶄新而又廣闊的治學道路呈現在她的面前，從而奠定了馮沅君的學術根基，也啟發了她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
 馮沅君讀書有一股靈性，一旦用心，成績上升是立竿見影的事。她于1922年夏天從北京女高師畢業后隨即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做研究生，研習中國古典文學。這樣她便來到“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宏材”的中國最高學府，開始了向往已久的大學研究生的生活。經過3年的勤奮學習，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而且是北大國學門唯一的一名女研究生。
 
    時代的思潮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精神品質和審美情趣。在馮沅君就讀北京大學研究所期間，頗值得一提的是她以“淦女士”的筆名，發表在上海創造社刊物上的以《卷》為名的系列小說。這是她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特別是讀了創造社出版的新文藝作品之后，大開眼界，從而激起了無法遏制的創作熱情。此時，她表姐吳天的愛情悲劇，更給了她極大的刺激，于是她便以自由戀愛和封建包辦婚姻沖突為主題，從1923年的秋天開始，接連寫了《隔絕》、《旅行》、《慈母》、《隔絕之后》4篇小說。這4篇小說雖然各自獨立成篇，而其內容、思想卻息息相通，其中心主題就是爭取婦女從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小說所表現的女主人公一方面是刻骨銘心的自由戀愛，大膽而熱烈，另一方面是對舊禮教以死抗爭的勇氣和行動。馮沅君筆下與舊禮教大膽叛逆的知識女性的形象，深深地感染和打動了一代讀者，向讀者展現出了許多青年男女充滿了生氣的心靈，給20年代中國新文壇帶來了清新、綺麗的氣氛，因而引起當時廣大青年知識分子思想感情上的共鳴，在社會上影響甚大。于是，為愛而寫作的“淦女士”一時成為20年代文壇上引人注目的風云人物。
 
    馮沅君文筆犀利，她向舊社會禮教挑戰的勇敢精神和爭取戀愛自由的大膽行動，深得魯迅先生的賞識。后來，魯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就選了《旅行》、《慈母》兩篇，并給予了肯定的評價：
 
    馮沅君有一個短篇小說集《卷》……其中的《旅行》是提煉了《隔絕》和《隔絕之后》（并在《卷》內）的精粹名文，雖嫌過于說理，卻還未傷其自然。譬如，“我很想拉她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房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怕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率中最尊貴的人自命”。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后，將毅然和傳統戰斗，而又怕毅然和傳統戰斗，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人的真實寫照。這與“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頹唐，或炫耀其才緒，是截然不同的。
 
    1924年冬，孫伏園得到魯迅先生的支持，在北京創辦了《語絲》。魯迅當時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學術委員，對馮沅君自然是十分熟悉的。因此，馮被聘為《語絲》的特邀撰稿人。馮沅君從《創作周刊》轉向《語絲》之后，由于受《語絲》的社會批判的影響，她的視線從單一的戀愛自由掃向了更廣闊的生活，文筆有了變化，署名也由“淦女士”改為“沅君”。于是，她便在《語絲》上連續發表了若干篇小說、雜感或考證文章。她寫的雜文，短小精悍，立意鮮明，語言犀利，表現出了一個追求博愛思想的女作家對現實不滿的憤世疾俗的態度，從而轟動了北京的新聞界，更轟動了文壇。可以說，馮沅君在文學創作上獨特的才能和驚人的魅力，主要是靠她的十多篇中短篇小說，在深受后代讀者贊賞的20年代中國新文學中占有了一席光榮的地位，進入了蘇雪林、廬隱、冰心、謝冰瑩等女性作家的不朽行列。
 
    珠聯璧合
 
    馮沅君和陸侃如的戀愛，是從ｌ926年秋天開始的。當時的陸侃如是清華大學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瀟灑，才華橫溢。他的《屈原》、《宋玉評傳》等在學術界頗引人注目。他比馮沅君小3歲（陸侃如生于ｌ903年11月26日，江蘇海門人），是年夏天從北京大學國文系畢業后，隨即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辭》，還協助梁啟超校注《〈桃花扇〉傳奇》。當時，馮沅君已是文壇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贏得了陸侃如的愛慕。由于業務上的相近，使他與馮沅君有接觸的機會。他這位風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馮沅君的好感。兩人雖然不是青梅竹馬，卻是一見鐘情。他們相識之后，就開始了頻繁的往來、交談、通信。陸侃如反復地向馮沅君表示純潔的友誼，接著就是純潔的愛情。每逢星期日，陸侃如都到北大來找馮沅君，他們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談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時也相約去游長城，流連徘徊于頤和園的水榭、圓明園的古跡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靜的小路上。經過海闊天空的侃談，雙方就再也分不開了。
 
    馮沅君敬重陸侃如的品德、才學，她誠懇而又含蓄地向陸侃如表露了自己的感情：“我主張朋友間的感情要淡而持久。然而我們的友誼何以發展得如此快，我也不知道。鮮艷的花兒，祝你戰勝了一切風霜！”（《春痕》十四），文章雖短，但含情脈脈。從兩人“愛苗初長”到“定情”這一段愛情生活的歷程，約略地烙印在馮沅君于1927年寫的、由50封書信組成的中篇小說《春痕》中。馮沅君就是在這樣的創作與愛情的交織中，結束了為期3年的大學生活。
 
    1927年秋，馮沅君到上海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大學部任教。不久，陸侃如也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應邀到上海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大學部、復旦大學任教。此時，兩人既是戀人，又是同事，從而也就開始了學術事業上的合作。他們共同研究詩詞、元曲，共同撰寫《中國詩史》，愛情的花朵也就由此而開放。然而，當馮沅君向大哥馮友蘭要求同意她與陸侃如的婚姻時，這位大哲學家卻未置可否，最后還是由蔡元培和胡適兩位先生出面寫信給馮友蘭，“請不必多問“，才終于成全了這樁婚事。1929年1月24日，馮沅君與陸侃如在上海一個春光明媚、喜氣洋洋的吉日里舉行了結婚儀式，永結百年之好。
 
    就這樣，馮沅君作為一個有才華的女作家，時代的洪流把她沖上了文壇，但傳統的負重和學者的生活卻又將她完全地拉回了書齋。此后，轟動文壇、為讀者熟悉的“淦女士”也便銷聲匿跡了。
 
    婚后，他們仍專心從事教學與學術研究，終于結出了第一個合著的學術研究成果，就是1931年《中國詩史》的出版。這是繼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中國古典文學專著。此著作被魯迅指定為重要的參考文獻，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這部放射著耀目光彩的《中國詩史》，仍然是中國唯一的一部詩歌史專著。繼這部書之后，他們夫婦又合著了《中國文學史簡編》，1932年由上海大江書鋪出版，列為“大江百科文庫”之一。此書是一部全面系統地敘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專著，是一部難得的佳作。難怪它被毛澤東當做經常翻閱的案頭讀物之一。此書多次再版，并譯成多種文字向國外發行，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中華網 201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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