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沅君是位事業心很強的人,自然不甘心婚后充當一個有文化的家庭主婦的角色。于是,她又只身應聘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這是1930年秋天的事。北京大學是全國名牌大學,等級森嚴,以往沒有女教師登過講壇,而年僅30歲的馮沅君卻開此先河,登上北大講壇給學生授課。她講得充實而嚴謹,令人肅然起敬,從而腳踏實地地站穩了大學講壇,成為當時中國屈指可數的大學女教師之一。也正是由于這種強烈的事業心,她和陸侃如才節衣縮食,把工資和稿費節儲下來,計劃湊足1萬銀元后,一道去法國留學。
馮沅君夫婦是1932年夏天,從上海坐“達特安”號郵船離滬赴法國留學的。船經香港、西貢、新加坡、科倫坡、吉布提、蘇伊士等港口,經過一個月的航程,終于進入了馬塞港。一次漫長的、新奇的旅行結束了。這艘船把他們夫婦引入了一個陌生的新天地。抵達巴黎后,他們一起考進了舉世聞名的巴黎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班。馮沅君夫婦這次到法國是自費留學,沒有足夠的資金,也沒有顯赫的靠山,過著清貧而緊張的生活。生活的步履盡管艱難,但他們對知識的渴求并未減弱。1935年,他們學完了全部課程,并通過嚴格的答辯,終于以優異的成績,取得了文學博士學位。在當時,能夠取得法國文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可謂風毛麟角。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馮沅君夫婦在留法期間,曾參加法國著名作家巴比塞組織的“反戰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動;這個同盟下設中國留學生支部,參加的人中除了馮沅君夫婦,還有著名詩人戴望舒、李健吾等人。他們在巴黎創辦了一張油印小報,由馮沅君夫婦負責編輯,為反法西斯的偉大事業盡了綿薄之力。他們還經常聚在一起討論世界形勢和文藝問題,討論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譯本問題。在這里他們結交了法國和中國很多朋友,從而拓寬了思想和文學視野。他們的心胸和眼界,已經逐漸經歷了一個由民族擴展到世界,由世界擴展到全人類的過程。此刻,在馮沅君夫婦的心底,正醞釀著更為廣闊的發展自己的宏圖。
報效祖國
1935年夏,馮沅君夫婦滿懷海外學子學成歸來報效祖國的希冀,乘坐華僑辦的中國郵船回到了闊別3年的故國;貒螅戀┤缛ケ逼窖嗑┐髮W任教,馮沅君則應聘到天津河北女子師范學院教書,直到抗日戰爭爆發。
這兩年間,由于生活的清閑,馮沅君夫婦對古籍文物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在課余之暇經常去琉璃廠閑逛,在北平這條古老的文化街上,見到中意的古書、古玩,便買回家賞玩,常常把每月的工資花得精光,卻變成了收藏家。馮沅君夫婦在琉璃廠搜得古籍中,有一部世所罕見的《九宮正始》,于是,他們合作完成了這部南戲曲文資料的輯遺工作,編成《南戲拾遺》一書,在《燕京大學學報》刊出。正是這個偶然的機緣,使馮沅君的學術研究興趣,由詩文詞曲轉移到古代戲劇上,開始了對古劇的探討研究,并于1936年10月發表了著名的《古劇四考》等論文。
但是1937年七七事變盧溝橋的炮聲,中斷了馮沅君夫婦象牙塔的書齋生涯,隨之流離顛沛的生活開始了。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刻,馮沅君在北京耳聞目睹日寇入侵的種種暴行,悲憤不已,不禁沉痛地吟出“地室避兵朝復夕,親朋生死兩茫茫”、“連連槍聲疑爆竹,兼旬臥病意為哀”、“兩日悲歡渾一夢,河山夢里屬他人”的詩句。次年春,馮沅君夫婦離開淪陷的北平遷到上海小住,后又取道香港、越南河內,改乘滇越鐵路的火車迂至昆明。由于戰云密布,局勢緊張,不久,陸侃如無可奈何地只身應聘去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馮沅君則去了峨眉山下的樂山縣武漢大學,而樂山很快也遭到日本飛機的大轟炸,他們只好輾轉迂回粵北的坪石。1942年夏,馮沅君夫婦毅然再度入川,投身設在三臺的東北大學任教。3年后,終于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抗戰的8年間,馮沅君的足跡遍及云、貴、川、粵,飽受流離奔波之苦,但她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國家的危難和民族的存亡。在四川三臺期間,馮沅君夫婦積極投入愛國的抗戰文藝活動,他們受老舍先生的委托,組織在東北大學任教的文化名人姚雪垠、丁易、趙紀彬、楊向奎等,成立了“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川北分會”,由趙紀彬、馮沅君分別任正副主席,會址就設在三臺東門內陳家巷馮、陸住宅內。于是,他們經常在馮、陸寓所聚會,研究抗敵宣傳,救濟進步學生,組織演劇活動等。1943年“三八”節,馮沅君在三臺婦女大會上,作了題為《婦女與文學》的長篇演說,生動地介紹了愛國女詩人許穆夫人、蔡文姬、李清照等人的不朽事跡,激發了與會的千余女青年的愛國熱情。
在這顛沛流離、艱難困苦的惡劣環境中,馮沅君抱著中華民族必定復興的堅定信念,以驚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十多篇頗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南戲遺補》(1939年)、《〈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1940年)、《古優解》(1941年)、《孤本元明雜劇抄本題記》(1943年)、《金院本補說》(1943年)、《漢賦與古優》(1943年)、《古優解補正》(1944年)、《古劇四考跋》(1945年)、《天寶遺事輯本題記》(1945年),等等,這些論文是馮沅君在學術上作出的重要貢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終于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馮沅君夫婦同千百萬同胞一樣,沉浸在無比喜悅和激動之中。不久,他們夫婦就隨東北大學復校抵達沈陽,1947年夏又應聘轉到青島山東大學任教。馮沅君一直向往風光如畫的海濱,此時,她的精神生活平衡了,物質生活也得到了保證,她的一顆需要慰藉的心,感到了舒適與溫暖。就在忙于教書、理家的間隙之中,她繼續進行古劇的研究,從而一鼓作氣寫出了《元雜劇中的〈東墻記〉》(1947年)、《記侯正卿》(1948年)、《唐傳奇作者身份的估價》(1948年)等文。在此期間,馮沅君還寫了一部專著《古劇說匯》(商務印書館1947年初版,1956年作家出版社修訂重版)。陸侃如則完成了《中古文學系年》的浩繁工程,這部80余萬字的學術巨著,直到1985年才得見天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馮沅君的嘔心瀝血之作《古劇說匯》是繼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之后,中國戲曲史上又一輝煌巨著,她的研究成果,解決了宋元戲曲的形成、創作和演出中的許多具體問題,對研究中國戲曲史有著重大的參考價值。
馮沅君進行古劇研究的同時,還譯出了《法國歌曲的價值及其發展》》(1946年)、《法國新文學》(1947年)、《人民頌》、《我曾漫步》》(1947年)、《雙牛吟》、《工人歌》(1948年)等10篇(首)法國文藝作品。在法國歌曲《人民頌》譯文的后面,馮沅君特意附加了一段文字:“法國以革命后的嶄新姿態出現于十九世紀,所以這首歌曲的風度也極明快、矯健、堅定,縱與《馬賽曲》不全同(時代也略晚些),實可說是一家眷屬。讀這類作品,我們會看到前途光明的新興人群,且不免有視今猶之視昔之感。”這里,馮沅君用含蓄的語言表明,她的心境情懷已經完全傾向中國共產黨了。她正是在這樣愉快的心情中,迎來了共和國的誕生。
奉獻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