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爭論的文章

　　此指韓愈（768-824）的《原道》。韓愈作品很多，目今較易找到，并便于閱讀或研究的本子，應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和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錢、馬兩位先生積數十年之功，分別寫成這兩部傳世之作。本文僅談文，且僅談《原道》一文，用的即馬氏的文集校注本。

　　《原道》這篇文章，自公元九世紀初唐朝元和年間問世流傳以來，迄今一千多年，未有定論，原因何在？我看歷來的解讀者雖多，大抵集中在維護儒家道統和排斥佛老異端上著眼，辯來辯去，老話連篇，新意少少；卻忽視了《原道》作者從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歷史學角度，在東方首先提出了早于十八世紀西方的盧梭（1712-1778）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所表達的社會契約（或稱社會公約）和社會分工的思想與理論。這才是《原道》文章的核心所在，也是韓愈的貢獻所在。

　　我們不妨先從盧梭書中摘錄兩小段文字，再與《原道》文中的文字比照一下，便可見出分曉。

　　盧梭《社會契約論》（一譯《民約論》），現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何兆武中譯本，譯文經過一再修訂，并附有詳盡的譯注，最適合中國讀者閱讀。此書第一卷第六章《論社會公約》，盧梭說：

　　我設想，人類曾達到這樣一種境地，當時自然狀態中不利于人類生存的種種障礙，在阻力上已超過了每個個人在那種狀態中為了自存所能運用的力量。于是，那種原始狀態便不能繼續維持；并且人類如果不改變其生存方式，就會消滅。

　　然而，人類既不能產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結合并運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類便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來形成一種力量的總和才能夠克服這種阻力，由一個唯一的動力把它們發動起來，并使它們共同協作。（引者按：在這段下面有一條譯注：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第一部：“隨人類的發展，困難也就與之俱增……人于是便與別人結合成群……這就是人們之所以能不自覺地獲得某種粗糙的相互訂約觀念的由來。”）

　　再看韓愈在《原道》中說些什么：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如古之無圣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請看，幾乎是同樣的道理，同樣的思想，在盧梭之前的一千多年，韓愈在《原道》中運用東方中國獨有的奇妙漢字組合，僅用“古之時，人之害多矣”八個字就概括了社會契約和社會分工的產生。這都說明對《原道》這篇文章的研究，不妨擴大點視野，打破古今和中外的某些界域，當然立足點還是東方本色的實事求是。

　　此屬小引，下面仍將從頭說起。

李漢序文和兩《唐書》評論

　　李漢，韓愈門人（即弟子，一說女婿），韓愈歿后為之編訂文集并作序文。序文描寫韓文問世時，人們的反應：“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就是說，韓愈大小文章在當時人們閱讀流傳中間，大都經歷驚訝-嘲笑-排斥-認定，四個階段。序文沒有列舉各個階段的文章篇名，但不會漏掉《原道》這篇重要文章。

　　《舊唐書》編于五代后晉年間，即公元936-946年間，主編是當時的宰相劉昫，系據唐末史臣吳兢、韋述、令狐峘舊稿，增補修訂而成，距離唐亡時間（約公元906年）最近，只有三四十年，見聞真切，史實可信度高。此書韓愈本傳寫道：

　　（韓愈）常以為自魏晉以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后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多，無以過之，故史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

　　接下具體列舉了《柳州羅池廟碑》《諱辨》《毛穎傳》及《順宗實錄》等篇，評稱“譏戲不近人情”，“文章之甚紕繆者”，或“繁簡不當，敘事拙于取舍”等等，一一符合李漢序文所說的韓文經歷驚訝、嘲笑、排斥的三個階段，可謂一片排斥之聲。唯獨缺少“終而翕然隨以定”這個第四階段有些什么作品。我則以為上引《舊唐書》傳贊末句說“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孔孟之旨”這兩句，實際就是不點名指向《原道》的批評。李漢序文所說“終而翕然隨以定”，只是門弟子少數人的評價，還不是多數人的定論。

　　這段“排韓”歷史的直接后果，便是韓文有兩個世紀之久，處于沉寂狀態，讀書人不讀韓愈文章了，家中的韓愈文集也被束之高閣，幾乎成了一堆廢紙。直至北宋天圣年間，十七歲少年歐陽修（1007-1072）參加科舉考試，所考科目便是“以禮部詩賦為事”了，“是時天下學者，楊（億）、劉（筠）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夸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這是歐陽修在經過三十多年為韓文的復興呼號倡導，掀起一股學韓高潮，終獲成功后寫的《記舊本韓文后》一篇文章說的話。這時方可說，李漢序文說的“終而翕然隨以定”方得到正面印證。

　　因此，隨后由歐陽修主持編撰的《新唐書》本傳內，與《舊唐書》正好相反，對韓愈的評價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如說文章：

　　（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惟愈為之沛然若有余。

　　這里，歐陽修特別把《原道》列為韓文之首，表示他對這篇文章的重視，也是對《舊唐書》所謂“恃才肆意，有戾孔孟之旨”評論的反批評。而傳末的論贊，有一段直是專為《原道》辯正的，就更見明白：

　　當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圣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

　　李漢序文早就關注文與道的關系，序文冒頭二句說，“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否）也”。但他說的第二個“道”字，指“文”還是指“道”，甚至或可作“道途”解，都沒有說清楚。歐陽修的功勞，是把韓愈的文與道融合在一起，而道在前，起領導作用。這點得到了稍后于歐陽的大文學家蘇軾（1036-1101）的響應。他在有名的《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中寫道：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