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第一部分，《辟韓》對《原道》的解讀，雖與前人有些不同，但在關鍵要點上，似尚不能超越朱熹的見解。如《原道》所說，“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圣人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云云，是這樣“辟”的：

　　如古無圣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如韓子之言，則彼圣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與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其長，其被蟲蛇、禽獸、寒饑、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為之禮樂刑政，以為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子道，其勝孔子與否，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明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韓子一概辭而辟之，則不思之過耳。

　　按：此似僅憑猜測，無歷史事實根據。其實所謂“有圣人者立”，這一“圣人”尊號是后人“文飾”上去的，不過是初民群體共同推舉的一位領頭人，由他帶領眾人，與自然災害進行斗爭。眾人中又包括有巢氏、神農氏、倉頡等一批次一級的領頭人。韓愈把這種共同推舉大小領頭人的過程稱為“有圣人者立”，盧梭則稱之為“社會公約”，并說“盡管這些條款也許從來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過，然而它們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樣的，在普天之下都是為人所默認或者公認的”（《社會契約論》第23頁）。從下面第二部分引文中，我們即可知嚴復其時已經接觸盧梭著作，應該了解這個道理。

　　緊接，《辟韓》又以相同方式，續“辟”《原道》表達的君臣民三者社會分工思想：

　　而韓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君民相資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茍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于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饑至而不知食，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葬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后知為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圣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而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為養者也，有其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為刑政、甲兵，以鋤其強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于是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為之君；君不能為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

　　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爾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老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韓子務尊其尤強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為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

　　按：《辟韓》在上段引文之后，有兩句追問的話：“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之出于不得已乎？唯其不得已，故不得已為道之原。”其實這就是《原道》中的“有圣人者立”的分工約定，以及《社會契約論》第一章《第一卷題旨》說的，“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圣權利。然而這項權利決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約定之上的。問題在于懂得這些約定是什么”（第8-9頁）。這說明韓愈是懂得“君臣之倫之出于不得已”道理的。

　　早在1992年，我應巴蜀書社“中華文化要籍導讀叢書”主編蔡尚思先生之邀，編著《韓愈文集導讀》，在《原道》一文題解中，已曾提出過這個看法，“它不是單方面的決定，而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約定。表面上看，對君、臣失職處分輕，對民的處分重。實則不然，居統治地位的君、臣并沒有免于處分。‘失其所以為君’、‘失其所以為臣’，做不成君，做不成臣，失去地位、財產，甚至生命，在君權時代這種處分不輕了。”又說，“韓愈在這里透徹地闡明了儒家民本思想的精髓。民本思想是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專制社會的產物，它忠誠地擁護這個制度和社會；但是它要求民即被統治者安守本分，勞動生產。但是民本思想不是民主思想，二者是不可混淆的。”這里明顯有《社會契約論》的影子的在搖晃，未提書名，反映其時大環境和作者的自律意識。

　　附帶一說，日前讀2012年9月27日《南方周末》第六版，有著名畫家黃永玉的訪談，這位被記者昵稱為“如嬰兒般”的“老頭兒”，以自己八十多年來的生命體驗，也談到了歷史上社會分工的重要性。黃永玉說：“‘五四’，起了這么大的作用，革命性的功勞，但是也有一些把孔夫子的比較重要的東西一起給扔掉了，我覺得有點可惜。要重新撿起失掉的文化傳統和習慣，好艱難。你比如說，學習《禮記》，《禮記》的一個要點，現在說是禮貌。其實《禮記》里更深的東西，是承認分工，這是它的重點，很有趣的，值得去研究的。這么早就懂得分工的重要性，形成一個社會分工，你怎么講，從道理上推翻了它，你還得按照它的方法做，非常客觀的道理。”按此論可備一家言，為《原道》此文張目。

　　本節的第二部分論中西政治之比較，是《辟韓》的精彩部分，多警策語，發人深思，足可垂鑒后世。今摘錄如下：

　　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為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以仰于其國之最急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圣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托于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吾又烏得而靳之！唯一國之日進富強，余一人與吾子孫尚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各國方富而比強者，正吾莠言亂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于今治者，要不外百余年、數十年間耳。況夫彼為其難，吾為其易也。

　　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于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于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