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全球化的狂歡當中，即使是最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都不得不屈服于全球化浪潮帶來強制性的巨大力量。經過三百余年的全球化進程，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已經能夠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區域，創造出一種超越種族的、無差別的景觀和行為標準。當今世界已經成為一個確定的地球村，通過貿易往來、資本流動和各種信息媒介，國與國之間已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二十一世紀，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人類社會的政治體系、經濟形態和社會面貌日益走向趨同。

　　對于中國知識精英來說，這種傳統終結的焦慮不僅存于當代，而且自1840年以來一直存在。數千年來，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坐標里，中國本土的正統文化一直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盡管中國屢屢被外族軍事征服，但文化的危機從未出現過。中國歷史上，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過深遠而久遠的影響，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等也先后傳播，但都逐漸被中國本土形成的文明悄悄吸納或與中國本土文明共存。且不說漢唐盛世呈現出豐富的自由化和多元化，就是在天朝后期也同樣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展現出本土文化的強勢：在判定族類的大是大非上，也是以是否接受中國文化為標尺，而不是通行的人種、膚色甚至語言。因此幾千年來，所謂的中國實質上是一個文化中國，所謂的國家是一個“天下國家”的概念。在中國知識分子自感強勢的文化語境中，其文化身份的高度認同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這種文化自省意識的缺乏，中華民族長期沉浸在天下中心的優越感幻覺當中。中華民族在擴張和定型過程曾經特有的活力和創造力逐漸消失，直到中國社會開始被強迫進入西方列強主導的以不平等貿易為核心的全球化體系。從20世紀開始，以郭沫若《鳳凰涅槃》、郁達夫《沉淪》等文學作品為標志，一種在強勢文化前面的游子心態開始定型：中國知識分子在極度自傲與極度自卑的心態交替中徘徊，被這種文化主體的不確定性壓迫了一百多年。一方面，我們高調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但一方面，我們賴以抵抗西方強勢文化的基本武器，無論物質或精神方面，皆來自西方。

　　現代化之路與文化覺醒

　　中國知識分子自近代開始的百年文化焦慮，隨著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發展，開始逐漸退潮。從1998到2008年，無論在物質財富還是政治開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進步，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社會變化最快的時期，甚至稱為“黃金十年”。根據官方資料，在30年前，中國經濟規模在前10名之外。當前，中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而中國的經濟規模過去只是美國的6.4%，如今將近美國的30%。根據官方劃定的標準，貧困線以下人口數量由1975年的2.5億人，降至2007年的1400萬人。北京、上海、廣州等超級大城市日新月異，完全可以比肩于一些國際大都市。市場經濟的巨大魔力，不僅僅催生出春筍般的高樓大廈，更催生出大批名為“白領”或“中產階級”的新專業階層。這些專業階層具有鮮明的統一特征：衣著光鮮，白天九點坐在格子間的電腦旁，晚上吃著麥當勞，開著帕薩特，住著租賃或按揭的公寓，在沃爾瑪、華聯購物，《國家地理》、《三聯生活周刊》等小資期刊是他們的必讀物，鮮花、香車、旅游、高尚社區構成他們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日益壯大的白領階層構成了“中國夢”的主體。在舉國體制的推動下，中國的公共建設速度在世界上也獨領風騷。飛速增長的網絡用戶、密集的移動通信、持續延伸的公路鐵路、方興未艾的城市移民，讓城市的面貌日新月異。三峽大壩的鋼筋水泥，擋住了滾滾的長江之水；奧運會開幕式上華美絢爛的煙火，與三十年前破瓦青山的鄉土中國相比，無疑讓人感慨唏噓。

　　全球化格局下中國政治經濟地位的上升，相應帶來了在一個國際文化生態中新的自我定位的需求。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在一個強勢的西方文化面前總體上是不自信的，自1845年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標志性口號開始，中國知識精英對西方文化的態度始終處于一種學習模仿的姿態。改革開放以來，在“國際化”的單一價值標桿驅動下，短短三十年間，中國知識精英幾乎品嘗了來自西方所有的思潮，中國社會成為各種審美趣味、學術思潮和生活方式輪番試驗的場所。在商業化機制的作用下，文化符號的本土性更是進一步受到壓制，任何行為或事物一旦帶上“國際化”的桂冠，就仿佛身價百倍。在知識精英階層，一直在隱含著對諾貝爾獎的無奈情結；在社會生活的表層，充斥著奇異丑陋、炫耀性的西方風格建筑設計，佇立于城市的顯著位置。和其他文化產品不同，這些建筑至少還要存在五十年、一百年，是評價一個城市、一個族群在文化審美品位方面的標尺。中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才剛剛開始，在這種趨勢下，預計將會有多少座充滿記憶的鄉村消失，多少個喪失歷史的城市將出現，如果全球化的狂歡將制造出一個無差異的標準格式化的中國，那無疑是一個民族巨大的悲哀。

　　文化是一個民族尋找共同感覺的神經。中國的建筑悲劇僅僅是一個觸目驚心的例子，那些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文化產品，更是提醒我們，由于全球化狂歡的后遺癥、文化認同的匱乏，文化身份的失憶、文化自信的崩潰，已經成為許多中國人的無意識。盡管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我們心靈的高度與豐富性還遠遠不夠。從全面的學習模仿到有選擇的學習模仿，從有選擇的學習模仿到民族本體文化的再造，是一個民族在全球化語境下實現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文化身份的認同和民族文化的自覺，不僅僅是一種符號本體化的精神需求，還具有深化當代社會治理的迫切意義。中國社會轉型需要一個共同凝聚的文化根基，才能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保持一個民族的凝聚力。當前，中國處于從集權體系向市場體系過渡階段，隨著市場力量的釋放、民間社會的逐漸形成，一個曾經被社會各個廣泛階層所認可的主流文化逐步解體，帶來了各個階層、各個地域的文化沖突和不穩定。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在對法國十九世紀工業化時期的研究表明，當一個社會失去原有的精神支柱，新的精神支柱又尚未建立，作為個體的人就會產生種種困惑，甚至直接導致了自殺率的上升。原因在于，精神信仰是一個人的存在的基本標志，當人的精神支柱瓦解了，家庭內部的情感道德、組織之間的商業交易也都將面臨調整，極大地提高了社會活動的成本，反過來對個體的精神世界產生了壓抑，使社會維系在整體上存在極大的緊張感。因此，社會越發展，經濟生活越活躍，人們就越需要文化作為一個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以維系、潤滑一個社會在高速運轉時的道德規范。

　　涂爾干研究的啟示在于，一個普適性的現代化世界只能是物質生活的表象。真正慰藉人的心靈，凝聚人的力量的東西，卻一定是人與人之間的文化認同。只有人和人之間產生了心靈的契合，才能超越一些簡單的利益計算，遵從一些高貴的道德價值，組合成一個穩定的、可傳承、可信賴的社會。不管經濟多發達，都需要文化紐帶將我們緊密聯系在一起。不論是唯利是圖的企業家，還是鉆研核彈頭的科學家，都需要一種人文的滋養，這種文化的浸潤讓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不僅由利益聯結在一起，而且由具有歷史感的情感象征聯結在一起。

　　影像記憶：

　　喚醒讓民族持續偉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