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全面客觀地看待文化焦慮、身份識別和民族認同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已經形成，在一個更大范圍、更大尺度的時空來思考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未來，時機開始成熟。特別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導致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全面回落，為我們超越保守和改革、落后與進步、樂觀和悲觀等傳統思考范疇，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重構重建中華民族的當代文化提供了一個契機。

　　我們必須追問，我們是誰？我們的族群為什么以這樣的方式存在于這個世界上？我們和他們有什么不同？

　　在當代文化構建中，對文化符號的本土化嘗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努力。這不外乎是兩種路徑：一種是將國學作為民族認同的根基，一種是從民間尋找民族文化的源泉和活力，例如張藝謀的《紅高粱》就曾以一種非常強悍的姿態表達了對民族力量的探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事實已經非常清楚：當前多數的國學熱，其實只是對儒學經典的簡單重復，它既不能代表本土多樣性、生動性，也不能幫助一個民族當下仍然迫切需要的文化創新和體制再造。因此從整體態勢看，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如是說：“所謂的國學熱，其實是沉渣泛起。”同樣，一片大紅的高粱地只是對千年壓抑狀態的一種宣泄，充滿了非理性、非主流的陋習，它根本無法凝聚一個社會的主流階層的認同，更無法承載主流文化建設的任務。

　　我認為，傳統的精英文化和民間草根文化，都是中華民族偉大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關鍵是要超越門派、地域、偏見，以一種現代化的眼光對這些古老傳統文化進行重新梳理，以一種全球化語境下的眼光進行文化重建。必須強調，從符號的模仿到符號的本土化這個巨大轉變，并不意味著放棄開放的立場。歷史證明，對文化獨特性的過分追求，往往都是一曲對輝煌舊夢的挽歌，淪為江湖遺老彼此確認的切口暗號。千百年來，許多擁有鮮明特征的文化都逐漸消失了。例如幾千年前的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華古文明至今流傳發揚光大。這說明，只有立足于具體的社會現實、選擇民族文化中最優秀、最具有活力的因子，來構建一種開放的、富有競爭力、充滿創造性的新文化，才能讓一個文明持續生存下去。

　　那么究竟什么是讓一個民族持續偉大的力量呢？從文化變遷的角度看，中華民族形成的實質，是一個不斷由核心區域擴展到治下全境的中國，一個由單一部族逐漸走向多元群落的復雜中國。中國社會在這個轉折和開展的偉大歷程中，盡管物質基礎、政治制度屢屢發生重大甚至根本的變革，盡管在近代遭遇嚴重的亡國滅種的挑戰，但在那些代表性的強盛時期，中國社會始終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共同文化特征，或者可表述為一個文明社會所必備的三個文化支撐：海納百川的偉大胸襟、物質的富足與人性的解放、精英和草根階層共有的文化認同。這些特征既存在于正統的精英文化當中，也存在于生機勃勃的民間文化當中。將這二者連接在一起的，是一種現代化、全球化語境的選擇性記憶：以世界的優秀文化為參照，從結構中華文明輝煌的具體元素著手，從代表著中華民族發展軌跡的各類文化符號著手，揭示我們民族為何能延續至今的密碼，為這個社會中堅的力量講述一個復雜多元、擁有偉大創造力和輝煌歷史的民族故事，從而重塑我們的未來。

　　影像是最能喚醒人們對過去的記憶的最好手段。為此，我選擇了影像記憶作為一種表達方式。在2002年直面社會現實體制的《人在單位》紀錄片完成后，我陸續創作了一系列的大型人文歷史紀錄片《江南》、《徽州》、《徽商》、《河之南》，以及最近播出的《望長安》。這些人文歷史紀錄片，遞進式地展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追思和叩問，在社會各階層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什么這些以區域文化為主題的一系列紀錄片超越了區域傳播的范疇，并引發了社會各階層的關注和討論？我認為，這些一系列紀錄片的成功，其意義在于呼應一個大時代隱約形成的精神訴求——在當前國際上經濟全球化和國內社會轉型期的時代背景下，我們迫切需要為自身定位一個精神坐標，樹立一種文化的自覺和自信。

　　影像的力量，在于以一種直接的方式，喚醒了曾被遺忘的一個文明悠遠的歷史記憶。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影像選擇僅僅傳遞了傳統文化參與當代中國文化重建中的一種可能性，提供了文化重建的一條路徑，一種思考。對我來說，這些影像的全部使命，在于講述一個復雜而多元的文化中國，一個曾擁有普適價值的文化中國，一個至今仍然具有鮮活生命的文化中國，乃至于這些優秀傳統資源對延續一種偉大文明的必要性和感召力。(作者系中央電視臺人事辦公室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原標題：楊曉民：光影中的追尋及重構傳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