隘地簡單地附庸在政治旗幟上。他在1965年青創會上的發言《我唱山歌黨定音》，雖然有那個年代顯而易見的政治色彩，但卻奠定了其為人民歌唱這樣的創作方，而不論時代如何變幻，人民一直是依然有效的命題，人民生活則依然是有效的源泉。陳先生的這個方向是淡定的、大氣的。也因此，陳先生表現出了不竭的詩情。在陳先生的筆下，信陽人民生活的變動軌跡都成為陳先生的題材，我們也可以從中感受到陳先生對生活的敏感和熱情。我特別感慨的是，《我是首都農民工》之類的篇子中所洋溢的那種為底層民眾代言的激情，這恐怕是我們時代最可寶貴的情感了。當大多數詩人都在千方百計地尋找自己的靈感和獨異體驗的時候，很少有人去關注底層人民的豐富情感如何抒發的問題，很少有人去描寫和記述這些真切的生活體驗。陳先生在意了這些問題，并且耐心地感同身受地書寫了這些情感與體驗，因而其詩歌也獲得了與時俱進的蓬勃的生命力。

    陳先生當然也會感受到詩界的紛亂以及詩界對他的冷漠。但他不介意也不氣餒，而是頑強地堅持自己的創作主張，毫不諱言“我是吃民歌長大的”。這種堅持成就了他的創作個性，也開拓了他的詩歌的生存空間。如果我們清醒地面對事實進而更新一下我們對詩界的理解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詩界其實并不是一個個知名或不知名的小圈子，詩界仍然具有公共性，仍然有許多詩壇潮流之外的詩人和讀者在豐富這個世界，陳有才先生的讀者大多是這樣的讀者，無功利地表達自己的詩情，或是不平而鳴，或是引吭高歌，真正地展現了詩歌的常態。在這里，我無意對詩壇的諸多流派作出抑揚和褒貶。新潮詩歌有新潮詩歌的歷史合理性和文化空間，同樣民歌體也有相應的文化空間。這兩種文化空間不是彼此絕緣的。我們從《陳有才詩文集》中可以看到陳先生在堅守之外對于自由體的汲取，這種汲取豐富了陳有才詩歌語言的彈性，也給其詩歌情感帶來了一種回旋的品質。陳先生大概是承認這一點的，所以他說“一半民歌體，一半自由詩，這就是陳有才”。

    在這里，我所為陳先生抱不平的是，現今學界的詩歌史敘述，往往把新潮詩歌一路作為新詩唯一的存在，而忽略了更為廣大也更為活躍的詩歌話語空間。在這些關于新詩的敘述中，似乎除了新潮詩歌一路，其他詩歌的生長和發展是無效無前途無生命力的存在。而陳有才先生，作為一棵詩壇常青樹，其意義就在于打破既有的甚至有些牢不可破的詩歌史敘述，讓人們正視到，如此的寫作竟也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而詩歌史敘述遮蔽和壓抑的東西是那樣的豐厚，以至于詩歌史敘述只能淪為一種單調的敘述而已。

    三、“老師”的意味

    陳有才先生不管是私下里還是在公開場合，十分喜歡別人稱他為老師。我想，這不是簡單的好為人師，而是一種對于詩歌傳承者使命的自覺。在陳先生迄今五十余年的文學生涯中，獎掖提攜新人成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在《陳有才詩文集》中的文章部分，有很多是陳先生為后來的文學愛好者所寫的序言，其中所包含的殷殷之情，是每一個閱讀的人都能體會到的，而獲得序言的當事者恐怕會有更深切的感受。這種來自于個體的感受匯聚成了推動信陽文學繁榮和進步的力量。與此相類似的是，陳先生多年主持《報曉》，推出了許多新作品同時也推出了許多新人。信陽文學界的很多有所成就者，第一篇作品都是在《報曉》上發表的，他們從這里開始為更廣大的文學界所知。最近，莫言先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許許多多的消息報道中，我注意到這樣一條，就是莫言第一篇發表的作品《春夜雨霏霏》是發表在保定文聯主辦的刊物《蓮池》上，我不知道這份刊物有沒有刊號。但我想莫言發表第一篇作品時的興奮，是不亞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而《蓮池》僅僅依此就可以被歷史所記憶。我們的《報曉》和《蓮池》是地位、級別、功能都相似的刊物，它也會擁有和《蓮池》一樣的光榮。多年作為主編的陳先生，一定會體會到這個身份的莊嚴性，也因此，我們會對陳先生幫扶新人之勤勉而感到釋然。

    提到陳先生作為“老師”的意義，我們必須面臨一個問題。即，許多虔誠地以師禮待陳先生的詩人，其詩作風格和路徑和陳先生迥然相異，而且這種相異是伴隨始終的。這和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師生情形是不大一樣的。難能可貴的是，陳先生是視野寬廣、胸懷博大的人，他理解青年人的叛逆的激情，同時也堅持自己的寫作倫理。陳先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歷練和生存體驗是不可替代的，因而也會心同此理地尊重別人獨異經驗的表達。正是這種獨立不倚的詩歌精神，成為信陽詩界共同認同進而潛在師法的對象。因此，今天的信陽詩界，雖然有“信陽詩歌方陣”的名頭和影響力，但其內在的多元化及其活力是引人注目的，這也成就了信陽詩歌的品質。

    陳先生作為老師，還有一個歷史性的意味。那就是，陳先生對于“信陽詩歌方陣”的奠基作用是歷史性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里，陳有才是信陽文學的主體存在，提到陳有才就會想到信陽詩歌，提到信陽詩歌就會提到陳有才，外界會認為信陽是個寫詩出詩人的地方。而對于信陽人來說，陳有才提供了信陽人可以寫好詩的自信，提供了此路可通的確證。我想這是信陽詩歌蓬勃發展的一個前提。或者換一種說法，如果陳有才老師是一個小說家，那么今天堪作信陽文學主力軍的很可能是“信陽小說家方陣”。在很多地域文學中，我們不難發現此類現象，往往是本地區一個杰出的作家，他的創作的影響力要遠遠高于其他的杰出作家甚至水平更高的經典性作家，這種影響力連同文體形式本身會頑強持久地存在。因為外面的作家不管如何高明神奇，但總是覺得渺遠；而本地作家卻縮短了這種心理距離，提供了可行性的自信。比如柳青之于陜西作家的影響，尤其是柳青的經典作品《創業史》那種對歷史性宏大敘事的抱負、對長篇小說文體的追求，至今依然沾溉陜西文學。再比如我們河南的李準，在十七年以《不能走那一條路》和《李雙雙》等一批農村題材短篇小說風靡一時，極大地影響了河南文學的結構形態，從稍后于李準的段荃法、吉學霈、喬典運直到今天的李佩甫、劉慶邦、閻連科，都不能不說是潛在地受到了李準的影響。這就是以特殊形式存在的“老師”的意味。陳先生大概就是這么一個特殊的“老師”。

    真誠祝愿陳老師文學青春永駐。作者：呂東亮【原標題：陳有才的意義】